沙蜥属一有效种贵德沙蜥及红原沙蜥的分类研究(蜥蜴亚目:鬣蜥科)

形态、染色体特征聚类分析表明过去归入青海沙蜥的天祝、贵德居群被聚为一支 ,而青海沙蜥的其它居群和红原沙蜥聚为另一支 ,证明贵德、天祝居群与青海沙蜥有显著区别 ,应当恢复贵德沙蜥Phrynocephalusputjatia为有效种。贵德沙蜥与青海沙蜥的主要鉴别特征是前者的尾长大于吻肛长 ,后者的尾短 ,小于吻肛长 ,前者背鳞 10 0枚以上 ,后者背鳞不到 10 0枚。红原沙蜥Phryno cephalushongyuanensis与青海沙蜥的染色体和形态特征相似 ,应归隶青海沙蜥。

面向循证实践的中文古籍数据模型研究与设计

在数字人文逐步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借鉴"循证实践"和"循证社会学"的思想,提出了"古籍循证"的概念。利用文献调研、需求分析、数据建模、实验验证等方法,调研古代目录、现代联合目录的编排体例和古籍元数据标准规范的结构框架,分析在互联网和机器智能时代,基于古籍循证的版本学、校勘学、分类学及历史人文学等特定领域的研究需求,设计一个可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古籍目录、元数据记录、古籍文献全文和各类古籍知识融合为一体的古籍数据模型。依托"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的建设,利用此模型和本体词表融合14种典型的古籍目录和古籍数据库中的数据,实现古籍的不同版本、分类和提要的聚类与比较、古籍著者和其他责任者及其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等初步的古籍循证功能,以验证该模型的可行性、开放性和可扩展性,并进一步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

城市大气污染传递函数矩阵表一定量现状分析工具

污染源治理和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的实施需要对城市进行大气污染现状的定量分析。城市大气污染传递函数矩阵表是用于确定城市污染源与关心点的大气质量的定量关系的一种方法。本文提出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形条件和满足城市特点的定常高斯模式（ＬＥＥＣＭ－Ⅱ计算机程序）计算和生成污染传递函数表方法。同时给出不同城市大气质量评价中应用的结果与实测结果有相当好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本文的模式作为大气污染现状分析工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际情况符合较好，可广泛和方便地应用于不同的城市地区的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污染源规划工作中。

基础数学的课程发展与教学改革

在1978年,我们开始设计一套着眼于二十一世纪之中国的《中学数学实验教材》。在过去的十二年中,《实验教材》计划在教育部、国家教委的领导与支持下,业已在教材编写、试教实验和教学改革等方面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这乃是许许多多十二年如一日投身于其中的同志们的成果。回顾这十二年和他们共事的经历,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在这一次研讨课程(上海“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研讨会)的盛会中,我们想就参与上述实验教材计划的所思所得,提出几点看法与想法以供大家参考。

苦参生物成碱的二维核磁共振谱(2D—NMR)研究——Ⅰ.中国东北产苦参中的N-甲基金雀儿碱与氧化槐根碱的2D—NMR研究(英文)

由我国东北产的苦参中分离出七种生物碱。由MS、IR及2D-NMR鉴定为:(+)-苦参碱、(+)-氧化苦参碱、5α-羟基苦参碱、N-甲基金雀儿碱、9α-羟基苦参碱及氧化槐根碱。另一个生物碱(6)的化学结构尚在鉴定之中。本课题采用了二种2D-NMR技术,H-H相关谱(300、400及500MHz)及C-H相关谱(H:300MHz;C:75MHz)。先发表其中两个生物碱的2D-NMR,其它将陆续发表。

现代技术中的微量级热现象

近年来，在制造具有新颖结构的微型器件和材料（例如微电子器件、微机电系统和各种先进材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种发展使得热科学领域中的热现象，从发生在大量级结构中转移到发生在微量级结构中，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控制能量传递而言，这种转移既提出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本文从微尺寸、微结构和微时间三方面说明了上述微量级热现象。

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哲学"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考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并且认为可以通过转而提问"对中国思想进行哲学研究是否可能"来抓住问题的真正要点。以当代英美哲学与儒家伦理学为例,试图阐明对中国思想进行哲学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着对于"是否存在中国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过去的中国思想家们也进行了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智力活动。相反,这表明,我们可以从中国思想家的洞见得到启发,同时以当代哲学思维的模式去探索一些当代哲学家和古代中国思想家都共同关心的问题。

高级视觉化和地理信息系统的集成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广泛应用,GIS的数据显示工具(基本视觉化技术)在许多应用中都显得不够有效。因此,把高级视觉化或科学视觉化与GIS相结合在若干领域(如环境、海洋、大气、太空等)的应用中变得十分关键。本文讨论了这两种技术的有机结合及其集成的策略。

汉藏语研究40年:1968-2007

自1968年10月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的只有8人参加的第1届"汉藏语构拟会议",到1974年第7届始定名为"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ICSTLL)至今,汉藏语研究已从原先的少数学者的研究兴趣,发展为当今语言科学分支中的一门显学。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但汉藏语研究却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优秀学者参与进来,这仅从每届国际汉藏语会议举办国的不同和人数的增加便可窥见一斑。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汉藏语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更令人欣喜的是,年轻一代的中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汉藏语研究的生力军。面对蓬勃向上的汉藏语研究,我们不禁要思考,汉藏语研究如何才能取得更大突破。我们认为,首先,要加强各国学者的相互合作,以期取长补短,共同推进这项国际性事业的发展。其次,要重视第一手语言材料的发掘和保护,汉藏语的地域分布极为广阔,需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学者发挥本土优势,做实际的田野调查工作;再次,要重视方法论建设,这需要在具体研究中不断摸索、思考和总结;最后,要借鉴当代语言学最新的理论成果,促使汉藏语言学研究永葆学术活力。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先生不仅在汉藏语研究上硕果累累,更将推动汉藏语研究发展视为己任。今年适逢国际汉藏语会议40周年,为表纪念,先生特在本刊发起、组织这次笔谈,并最终拟定七篇文章。这组文章除了少数另行约请的外,大多都在今年中国黑龙江大学召开的"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过。本次纪念笔谈的角度是多方面的,既有参与创办首届国际汉藏语会议的马蒂索夫先生对1968-2007年这段时间的一些人与事的感性回忆,也有笔谈发起人孙宏开先生对40年间的汉藏语研究在原则和方法上的得失所作的理性思考;既有陆俭明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提出的宏观构想,也有罗美珍先生、戴庆厦先生对具体语言现象进行的微观研究;既有陈忠敏先生对历史语言学的底层理论与底层分析方法的缜密辨析,也有施向东先生就汉藏语比较中的历史层次与借词问题所作的细致探讨。本刊希望,这组文章的刊发能使学界对汉藏语研究的历史、成果、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了解,并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个案激发读者对汉藏语研究的关注和兴趣,从而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于AlGaAs:Si中DX中心的新观点

本文给出DX中心为负U中心时所满足的统计规律。指出它与大量AlGaAs:Si的Hall实验不定量符合。为此我们提出,Si可能形成二种不同的施主NU和SD。NU是产生DX能级的负U中心。SD只形成浅施主能级或电激活中心。两种中心的浓度N^(NU)和N^(SD)可以比拟。且N^(SD)/N^(NU)随Si浓度增加而增加。SD中心作为一种电子源,向NU输送电子,放宽了费米能级钉扎于DX能级的条件,从而与Hall实验相符。并用此观点重新解释了过去的种种实验。

重温“图书馆2.0运动”的火热年代

阿华田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郑永田副馆长)希望我为《图林深处——广州阿华田和他的图书馆学故事》作序,我半推半就地从了他。半推,是因为我不是为这本书写序的合适人选;半就,是因为阿华田博士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图书馆2.0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这本博文集正是那场伟大的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见证,点燃了我想写点什么以缅怀那段热火朝天的时光的冲动。

庆祝《语言科学》创刊十周年

杨校长、各位同行、各位同学： 这是我第一次到徐州来，两天前来到这里，我才知道江苏师范大学有一个语言科学学院，好像是国内唯一的一个语言科学的学院。在十年以前，我收到《语言科学》的信，请我做编委。我当时不知道若做编委，我能够贡献什么。当时编辑部的信把《语言科学》编辑的细则写得很明白：

什么制约了中国科研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对基础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及整个社会对科学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都表明了在中国建立和持续发展科学研究机制的大好时机终于来临.然而,机遇与挑战共存,中国科研发展的现状和出路引发海外华裔学者的思考--

白阳之“仙”与青藤之“禅”——兼论文人画之主流与潜变

陈淳、徐渭是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的开山祖,其花鸟画是文人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晚明时期盛行于文化精英间之"心学"与"禅学",是长期发展与高度成熟的中国农业社会萌生并向工商社会转型之各种社会因素这一大时代中的时代精神,从白阳到青藤,其承传性、一致性与相异性都主要是这一社会历史的大环境所造就的,其中个人的主观条件,个性、气质、境遇等又起着内应的作用。通过对陈淳、徐渭生平、思想的几个有关问题作出考辩,并进而讨论其生平、思想、个性怎样影响了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以及文人画发展过程中儒、释、道的相互作用,论证两人的艺术对于董其昌及以后文人画发展到以笔墨为最终依归的历史功绩。

从新批评派到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对二十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回顾(一)

与以往的任何世纪相比，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艺思想之活跃和流派之多达到空前水平。这是人称“主义们”的世纪。不过其主要思想及其发展，我们可以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加以概括。对十九世纪来说，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反动或发展。同样，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或发展。

创新、信息与国家的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的错误,他们的经济干预政策曾被亚当·斯密批评为国家贫困的根源之一。相反地,对财产和契约权利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商法(特别是那些规范金融市场的法律),创造了竞争的条件,自然地促进了企业家的创新,而国家也会因之富裕起来。

人大代表的作用:代理人与进谏者

人大代表的作用可以通过人大代表的行为和对代表角色的认知与定位来判断。作者于1989年至1991年通过对39位人士的访谈,梳理出中国人大代表的三种基本类型:消极者,代理人和进谏者。消极者是指那些没有代表这一角色观念的人。他们视代表为荣誉称号而并不切实履行代表应有的各种职责。承担政权代理人角色的代表的主要工作是代表国家向人民群众解释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并非选民的代言人。扮演进谏者角色的代表们某种程度上既具有政权代理人的色彩,又关心其选区和选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从现实的政治运行结构来看,各种各样的期望会使人大代表产生角色冲突,部分代表甚至也能够重塑角色以缓和角色张力,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欲使人大代表落实民意代理这一政治角色看来还有不少的路要走。本文依据作者当时的访谈整理而得。今天看,资料虽旧,但反映的问题依旧存在,研究的视角、方法有其学术价值。

国际货币体系:1971—1993年期间的困难与种种调整

经济环境的演变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初构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具体情况限定的。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与其他国家阻止美国恢复孤立主义的愿望相结合,使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运转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