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己陷入持续的结构性危机之中:2018年以来的中美冲突、新冠疫情危机、俄鸟战争,更体现了此种危机的深刻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不仅关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也关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道路。为此,本刊希望从中国实践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对21世纪社会主义展开全新讨论。本期黄宗智的文章通过对中国革命史及改革史的梳理,分析了长期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参与式民主”传统。不同于西方式民主对三权分立、选举与私人自由的过分强调,这种民主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集中”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二者之间的平衡与结合。据此,他提出了“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方案,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未来可能。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企业是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模式和大多发生于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将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这一视角在已有讨论中往往被忽略。封凯栋、陈俊廷的文章试图弥补这一缺撼,探讨了企业模式如何兼顾共同富裕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命题。为厘清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文章首先梳理了西方国家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模式的历史,并分析了不同企业模式的初次分配后果;而后详细介绍了华为通过独特的“员工持股制度”,在实现初次分配公平和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同时保持世界级竞争力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为中国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打开了更多思考方向。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兴起,“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在灵活用工模式下,工人并非企业的正式合同工,不受劳动法规保护,所谓“零工经济”实质上是一种非正规经济。但中国的非正规经济不仅仅是平台经济的产物,黄宗智以历史学家的长时段眼光向我们揭示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可追溯到明清以来因人地压力过大而形成的“半工半耕”小农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又演变为“农民工”这种特殊的用工模式。非正规经济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在城乡差距已得到一定缓解的当下,国家明确转向“共同富裕”的长远社会主义目标,有望逐步克服非正规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