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伦理学在非西方国家中的地位:西方面对东方

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历史及西方自然美学的变化风景园林受中国园林影响的例子,说明西方环境伦理观在特定文化下只有通过内化的方式才能被当地文化所接受。西方环境伦理学存在着三个最富争议的问题,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内在价值的理念及自然权力的概念;非西方国家在通过内化西方环境伦理学时应避免陷入对以上问题的争议。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东方只具有相对的借鉴意义,要想在特定文化下创造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新的环境伦理,除了对西方环境伦理的吸收、消化外,还需创造出适应当地人及文化的环境伦理话语;东西方应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各自的环境伦理学。

宗教与西方环境伦理学

林恩怀特争论始于怀特关于对基督教进行重新思考或者由非西方宗教取而代之的呼吁。林恩怀特争论已经被证明成为处理环境危机的一个障碍。由此而起的对基督教的辩护制约了亚洲和其他比较环境伦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没有产生对环境有益的结果。无论何时,当人们谈及宗教和环境的关系的时候,讨论都会迅速转向有关基督教对环境危机责任的讨论。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怀特的论文在很多方面是对的:基督教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自然的世俗化,并且在中世纪,基督教在政治上对现在看来有害的人口增长的政策提供了支持,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很多诸如此类的政策已经被证明对环境是有害的。但是,基督教还存在另一种对环境友好的传统,Assisi城的"圣芳济"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这种传统也许对于从环境角度重新认识基督教是有益的。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环境伦理的发展,基督教将很难能够有所作为,非西方宗教也不大可能成功地在西方产生出某种环境伦理。因此,对于研究宗教的学者们而言,重要的是要走出谁应该为环境危机受到指责的争论,找到世界各主要宗教如何在其各自的文化范围内对发展环境伦理提供最佳帮助的方法。

是否且应该存在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始于美国等西方英语国家,最初是从美国式的自然审美方式中衍生出来的。这种环境伦理发展方式的核心特征是荒野概念和国家公园运动,据此,公园被界定为自然的地方,人只能作为过客,对其中的环境产生极微小的影响。但这种环境伦理方法已经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特别是对南亚的印度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方建立西方式的公园引发了传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非西方社会批评这种西方的自然观和环境伦理是帝国主义的、殖民的和专制的。这些批评表明很多西方观点不适合应用于非西方国家。而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则认为,伦理观点在不同国家或文化间的应用十分困难,短时期内基本上都很难成功。环境伦理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建基于那些具有长期历史的本地传统的演化中。一种环境伦理想要被接受,需要与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直觉相协调,至少在开始时必须如此。所谓的"传统",本质上即被波兰尼称之为"默会知识"的东西,这种默会知识往往包含着很多模糊的前提,由于相关的细节在历史过程中大多都已被遗忘,人们只把它们当作事实性的常识接受,因而难以被传统之外的人们所理解。我们只有弄明白这些前提的基础,才能令这些传统更加明确地支持某种环境伦理或者发现其缺陷,从而找到克服缺陷的方法。按照默会知识的理论,环境伦理的发展首先应发生在特定文化之中,而无需重要的跨文化借鉴。伦理因此就显现为只在某一文化传统的框架中才有意义,而不能当作某种来自外部的、强迫接受的东西。特定的环境伦理尽管基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但可能具有很多相似的特征。因此,只有在文化的相互借鉴中,当环境伦理以其自身缓慢的节奏发展时,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的环境伦理最终才可能出现。它不会是某位哲学家或某一哲学家群体的发明,而只能是当处在很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它时,由哲学家们所发现的一种伦理。

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替代

本文回顾了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两个起源,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环境伦理学家们对此概念的争议,说明非人类自然拥有权利的观点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伦理学家们所提出的五种对自然权利概念的替代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概念模式

就国家高等教育政策而言,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美国设有教育部并有国家教育部长,但对于所有实际的目的,美国却没有类似于国家教育部的任何结构,这是因为美国宪法把教育的职责委托于各州。正如可以预料的,对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和管理,各州有着不同的方法。然而,教育是美国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许多政治机构和特殊利益选民感兴趣的对象并受到他们的关注。这在高等教育尤为如此。'高等教育的作用是什么?

生物分类学沙文主义,不可再如此!——来自休谟、达尔文和生物文化伦理的解药

全球社会的文化通常将动物一词与脊椎动物联系起来。矛盾的是,大多数动物多样性都是由小型生物组成,而人们却对这些小型生物视若无睹,它们在哲学、科学和教育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1世纪的科学研究表明,许多无脊椎动物具有意识和感受疼痛的能力。这些发现敦促动物伦理学家变得更具包容性,并重新评估无脊椎动物在道德共同体中的地位。关于这些小型动物等共栖者正在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中消失,科学界也提出了警示。这种“无形的灭绝”迫使环境哲学家将无脊椎动物凸显出来,它们不仅对于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功能而言十分重要,其自身的存在也非常宝贵。通过整合生物多样性之生物物理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生物文化方法,笔者研究了分类学沙文主义的根源,它不仅关联着无脊椎动物在现代哲学和科学中的代表性不足,也关联着无脊椎动物的从属地位。坏消息是在动物意象中发现了明显的椎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