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

1999年，王逢振和谢少波合作，以通讯方式采访了一些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提问题附后）。本文是J希利斯·米勒针对其中部分问题做出的回答，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中国与现代性、新传媒技术、理论的可译性、新传媒制度与意识形态、反霸权力量等。文中观点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