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东亚数字人文项目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在线数据库和工具,供东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使用,这些新资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也给大学图书馆带来了挑战。数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通过将馆藏数字化,并采取开放近用的政策,为这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数字化只是图书馆为改善其服务而做的诸多工作之一。面对资讯技术为整体研究环境带来的巨大转变,图书馆也需要协助教师和学生探索新领域,寻找新方向。在本文中,我们将介绍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过去几年中,为了在东亚研究的数码学术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所做的努力与尝试。比如我们为研究人员创建平台,让他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展示正在进行的项目,共同讨论在线资源、工具和数码学术的方法。透过这些介绍,我们会说明,在数字人文的时代,图书馆不只是存储书籍的空间,也是学者与知识对接的媒介。

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以乾隆年间的宫廷万寿庆典演戏为出发点,结合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些演出的中国官员以及外国使臣的记载,详细介绍了乾隆时期在皇家特有的三层大戏楼上的戏曲演出盛况,再现了乾隆时期规模宏大的戏台、恢弘华丽的演剧陈设以及多种多样的演出剧目。

雷峰塔下的张爱玲:《雷峰塔》、《易经》,与“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本文通过张爱玲英文小说《雷峰塔》和《易经》及其它文本的比较阅读，提出以下观察：一、相对于写实／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的界限，以重复书写发展出一种“衍生”（derivation）、“回旋”（involution）的美学。二、透过对自身故事的多重叙述，张爱玲颠覆传统家族历史的大叙事。通过书写，她化记忆为技艺，也重塑过往吉光片羽的存在与形式。三、张爱玲创作中回旋、衍生的倾向也带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史观。张的史观表明她后四十年的创作其实不只限于她以各种形式重写的自传故事，也同时包括另外两项计划：一是将吴语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再翻译成英文；另外则是通过细读文本、文献考证以及传记研究的方式参详《红楼梦》。

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

从一九八一年出版《雨，沙沙沙》到现在，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超过三十年。这三十年来中国文坛变化巨大，与她同时崛起的同辈作家有的转行歇业，有的一再重复，真正坚持写作的寥寥无几。像王安忆这样孜孜石乞讫不时推出新作，而且品质保证，简直就是“劳动模范”。骨子里王安忆也可能的确视写作为一项劳动——既是古典主义式劳其心志、精益求精的功夫，也是社会主义式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习惯。

地方史的兴起:宋元婺州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我想用一段简短的研究体会,开始这个报告。在中文中,"地方史"显然很像"地方志",即关于某一个地方行政管理单位(通常是州和县)的非常标准化了的资讯摘要。它汇集中央政府下达给各个地方的文件,例如,州县长官的名单,基础设施工程如官署、仓库、铺驿以及学校的情况。它也记载地方上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如河流、山脉、水库、桥梁和庙宇,乡村和州郡的人口、学校、学生,科举考试成功的士人以及在本地和外地出名的人。地方志的序文往往引用一句俗语。

中唐时期老旧之物的文化政治

文章通过检视中国中古文学中对老旧之物的态度,论述公元8、 9世纪之交一种感伤文化的出现。这种感伤文化显示了中唐作家对人与物之间的模糊界限感到的强烈不安,也显示了在一个文化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它一方面预期了北宋的好古与集古精神,另一方面也揭示深受目的论影响的唐-宋转型叙事中存在的漏洞与裂痕。

海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新课题

根据作者近年的研究和实践，归纳出海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几个新的课题，包括“海外汉语教师的专业特点与职业定位”、“赵元任直接法影响下的北美中文教学传统”、“赵氏方法在神经科学上的新证据”，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书面语体特征的自动检索与定量分析”。海外汉语教学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训练第一。

现代中国文学理念的多重缘起

本文通过对六组不同知识分子关于文学的看法或是文学史的勾勒,说明了"现代中国文学理念多重缘起"的看法以及由此所衍生的辩证意义。该观点试图重申中国文学永远不必定为一尊,其发生发展乃是诸般合力所致的见解。所谓"多重"其所见证的不仅是同时代不同观念间的众声喧哗与龃龉对话,同时也是不同时空语境下,东西话语、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前驱与后学之间的借鉴、增益、证明、赓续,甚至于反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在面临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强压之下,懂得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应西方学界或是广义的东西方学界的不同挑战。

廿世纪的代言人:贺施蛰存先生百岁寿辰

廿世纪是一个战乱和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创作达到顶峰的“现代主义”时代。施蛰存是廿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也是廿世纪文学的见证者和代言人。

罗愁绮恨话南洋--李天葆和他的“天葆”遗事

在广义的马华文学的范畴里,李天葆占据了一个微妙的位置。他下笔老练细致,故事恒常以女性为重心,作为"南洋的"张派执意复他的古、愁他的乡,没有黄锦树式的身份认同和语言焦虑,也毫无"破"中文的意图。他不事民族或种族大义,对任何标榜马华地方色彩、国族风貌的题材尤其敬而远之。与其说他所承继的叙事传统是五四新文艺的海外版,不如说他是借着新文艺的招牌偷渡了鸳鸯蝴蝶派。李天葆其实是以他自己的方法和主流马华以及主流中国文学展开对话,堪称当代后遗民梯队里的马华特例。

“都市”与“乡村”的辩证法——从张爱玲到王安忆

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张爱玲与王安忆通常被作为所谓“上海摩登”的代言人。本文旨在与现有研究展开对话，通过对《桂花蒸·阿小悲秋》、《秧歌》、（《悲恸之地》、《富萍》等文本的批评性细读，关注二者作品中“乡村”的一极，以及“都市”书写中所隐匿的“乡村”。本文意在讨论，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作品中，上海在何种层面，被展现为“旷野”，被推至自身的“前历史状态”；又在何种历史性时刻，以一种压倒性的浑然力量呈现出的、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都市”，连同背后被压抑的乡村，不约而同地化为作者眼中的“悲恸之地”。

从京戏看张爱玲:谈京剧版《金锁记》

张爱玲和电影的渊源众所皆知，她与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的关系其实一样耐人寻味。在绍兴戏《华丽缘》伧俗的舞台上，她看出男女相悦的素朴真情；乱世的《倾城之恋》，不过像是胡琴的几个过门，拉来拉去又回到了人间原本的调门。而在文明陷落后，只有蹦蹦戏花旦凄厉高亢的声腔，依然回荡在宇宙洪荒之间。

战争叙事与叙事战争(下)

三、写在延安与金门以外 从“保卫延安”到“保卫金门”的这十年间，中国以及国际局势都发生极大变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1949-）和华沙公约组织（Warsaw Pact，1955-1991）成立，美苏霸权领导下的民主和共产阵营俨然将世界一分为二——冷战格局因此形成。

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夏志清先生（1921～）是中国文学研究界最重量级的学者之一。1961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为英语世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下先河。1968年，夏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史论》（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信”的伦理学

《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搜集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118封，另有夏先生的回信16封半（见夏序说明）。张爱玲给夏先生目前现存最早的一封信是1963年5月9日，最后一封信是1994年5月2日，距离她逝世的时间（1995年9月8日）约一年零四个月。诚如夏先生所说，早期的通信因为搬迁之故，必定还有佚失；夏先生回复张爱玲的信也多半没有保存。但这三十一年之间所留存的信件已经足以成为文学史“张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一次失败的诗学探索——现代中国诗歌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转化

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其实是由一个人发动的,在这场运动开始前的几个月,心怀雄心壮志的他在纽约写下了一首步行整齐的诗。1916年8月23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年轻博士生偶然看到了他位于黑文大街92号寓所窗外的一双蝴蝶,

中国古典医学中的视觉知识

从古典希腊医学关于人体的描述和中国中国医师关于身体的想象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入手,本文分析了两种悠久的文明是如何以极为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基本并且最隐秘的人类真实的。对中国人身体观念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追求另类的视觉知识,我们也必须考察一种另类的视觉风格。本文考察了不同的观看方式的本质和神秘性,及其对于中国医师理解世界的含义。

沈从文之子忆沈从文

题记 一九八零年秋，时年七十九岁的沈从文应邀访美，先后在耶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府发表演讲，并与海外学人深入晤谈。三十五年后的这一个秋天。由王德威教授主催的“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佛大学举行，这是英语学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重新思考沈从文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传承，来自亚洲、欧洲与北关的廿四名学者济济一堂，向沈从文致敬。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两位公子，沈龙朱先生与沈虎雏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

清代在察哈尔部设置宗室“苏鲁克”制的满文史料及关于“苏鲁克”制论述

1983年8月,我在呼和浩特内蒙古档案馆翻阅满文档案,四海馆长嘱托我为他们编个简目,因此把馆藏满文档案大致浏览了一遍。我见到的满文档案大致有几种,散档——一些另散折奏和残篇,包括一些裱糊修整过的档案,例如《顺治年间清字记事档》,三姓副都统将军衙门档,其中最早的一册为乾隆朝,大部分是道光、光绪朝,以及一些满文文书,这篇关于苏鲁克蒙古的满文记载就是其中之一。得到四海馆长的许可,我把这篇满文复印并作了翻译。封面上的满文意为““康熙六年编制”,是指苏鲁克设置的时间,并非此篇史料成文的时间。两行汉字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其中一行所云“鄂勒特蒙古民族流入察哈尔情况”明显是因为不通满文造成的错误,本文围绕这篇史料做一扼要介绍,标题为笔者所加。

‘文化’探义

“文化”一词在西方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5世纪的希腊。当时,希腊人已把文化世界(Nomos)与自然界(Physis)、文化定律(Nomol)与自然定律(Logos)区别开来。①在这一区别中,自然指的是“不经过人类加工过的客观世界或自然宇宙。”②而文化则是人造的现象世界,它是习惯、风俗、制度等等的总和。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把文化与习俗等同。与此相适应,自然定律(Logos)是必然的,人们必须听从的。而文化定律则是或然的,人们可以评判与修改的。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哲学智慧的功用之一就是引导人们去听从自然以及批评与改造文化。在古罗马与中世纪前期,讨论文化甚少,讲伦理化的自然很多。谈得最多的是宗教意义上的人的教化。到了中世纪后期,文化一词的拉丁文“Cultura”开始出现。但它既没有古希腊人讲的Nomos的含义,也没有中世纪宗教教化的内容与色彩。它的意思简单地指人对自然物的加工、耕耘与养育。如对土地的耕耘和对动物的饲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现在的“农业”一词有许多相通之处。把文化与人的修养与提高联系在一起是从17世纪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