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蓝色公路”:《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美］杜维明宋明儒学，如果根据日本岛田虔次先生的提法，可以说是东亚文明的体现。也就是说宋明儒学的兴起，如果从中国的儒学的发展来看，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第一期是先秦两汉，经过了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以后，在思想上，大家一般的提法是儒学衰亡...

18世纪的广东才女

最近西方的研究假设,与17世纪和19世纪相比,18世纪代表着江南女性文学活动的衰落。我不坚持这一概括的正确性,并建议研究广东才女,旨在检验同样的衰落是否出现在江南以外的这一重要区域。这篇论文用三个部分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一部分介绍八位18世纪广东的重要女作家,主要依据冼玉清出版于1941年的《广东女子艺文考》。从我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8世纪广东女性的文学活动没有衰退。第二部分集中于这一区域女性文学文化的另外两个与江南形成对比的方面,即广东才女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和她们工作与生活更加以家庭为基础的创作语境。最后一部分探讨在地方和全国的诗歌选集,尤其是恽珠刊刻于1831年和1836年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中,广东女性怎样得到表现,结论是全国范围的选集对广东女作家的表现还很不够。当冼玉清编辑选集时,她更多依据的是专门关于广东的选集和地方史志。

禅宗历史及其编史中的建构与虚构

在上个世纪,禅宗研究历经了大量卓有意义的改变~①。如今,我们都知道,禅宗传统最初被认为是东方'先验唯灵论'的巅峰;并且,由于受到一些东方学家的幻想和理想化意图的影响,一群禅宗护教论者将禅宗传统视为对抗西方'唯理论'和'唯物主义'的有效手段。他们这种关于所谓'纯粹'禅宗的理想化图景带有'反偶像、反制度'的色彩,并且,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中大量材料的发现开始受到批判性地审视。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新论

谈论"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②,也许可以从其所对应的英文"The Lyrical in Epic Time"的"time"谈起。"time"一词可以有不同解释,就字面的解释是——时代、时间等,另外"time"在英文里也可以有"节奏"或"韵律"的意思。那么史诗的节奏所生发的抒情声音,也就不妨是诠释的另外一种可能性。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文学、文化史的各种各样的变动,有诸多值得观察与讨论的地方。我采取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观看这个时期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们,

唐代的手抄本遗产:以文学为例

"我们如何恰好得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唐代文学永远难以与这个问题完全分割开来。趣味和经典的改变十分重要,但这些改变为遗留下来的文献所规制,就如同这些文献塑造了从前遗留下来的一切。我们所知的"唐"与唐代自身任何特殊时期的选择和偏好都不相像,我们也没有将唐代看作一个整体,进而得出我们自身的结论这样奢侈的想法。人们观察越仔细。

十里洋场与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的“都市遗民想象”

本文以辛亥革命后,以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前清人物"为研究对象,关注其遗民"生存"与"心态",在民国初年上海的展开。前二小节"避居海上"与"独上高楼",将此时遗民于上海的生存从"面"上铺开。"遗民"以自家的"独上高楼",在摩登"洋场"辟出了一个另类的隐逸空间。第三节"由’山林’入’城市’",探讨隐逸地由"山林"到"现代都市"的改变对"遗民"之自我想象与表达的影响。借助于"十里洋场"中的"独上高楼",民初上海遗民这一特殊群体,在"现代中国"一个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在现实与文本的双重领地,铺陈了一段独特的"都市遗民想象"。

王安石與《周禮》

本文將王安石的《周禮》註釋置於兩個語境中加以分析:其一,它是爲新建立的國家學校系統和新考試系統所創設課程的一部份;其二,從中唐到北宋經書註釋發生了巨大轉變。王安石並不致力於同鄭玄或賈公彦一爭高下,他處理經書文本本身,提供方法來看經書如何能在當下具有意義。他假設存在著一種聖人是如何做事的方法,關於什麽是根本的,以及他們應當據以做事的秩序,這些都是可以共享的。通過對王安石《周禮》註釋中兩個部份的分析,可見其方法或是對文字作字形分析,或是對句子之間的聯繫作邏輯分析。其註釋也涉及了與時代密切相關的問題:政治精英的性質和經濟的結構。他尋求的指導性原則是通過辨識詞彙和語言中的系統、結構、秩序、關聯性、整體性或一致性而創立的,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文本之外,而在於事物本身之中。凡此種種,可以通過'學'傳授給他人。新政時期各種政策作爲一個一致的整體而彼此適應,禮和法令清楚詳盡地説明了事物應該怎樣運作,怎樣創造出精緻的典範。

误置:一位中古诗人别集的三个清抄本

虽然王绩(590?—644)也许算不上唐代最重要的诗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千多年来,其文集的流传呈现给我们的是戏剧性的迂回曲折。最近一次发生在不到二十五年前,当时发现了王绩集的三种抄本,其中一个本子抄写于18世纪,另两个则均抄写于19世纪。尽管出自众手,但这三个抄本在排序和内容上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