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大学理念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大学的基本使命是授业解惑,教书育人。大学应把学生当作未来能够领袖群伦的精英加以培养,主要不是技能教育,而是人文学教育。通过哲学掌握人类的睿智,探索存在的奥秘;通过历史学积累人类的集体记忆,把历史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存在的自觉;通过文学理解人的精细深刻的情感世界,使得所有的存在都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的生命共同体;通过自然科学领悟客观世界的复杂深邃、无穷无尽,以丰富和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等等。其二,大学理念应慎对知识的价值取向。突出知识生产的大学理念最大的问题是以知识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学方向,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取向在进行文科教育时,阉割了文科的人文性。哲学只剩下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历史变成了史料学和史实学,文学成了文本和形形色色流派症侯的辨析标签。其三,大学如何服务社会。最好不要低估市场对大学的污染,尤其是那些仍然坚持把大学要服务社会效益当作大学理念的人们。其四,大学的任务是接续文化,弘扬传统。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民间生活方式传承绵延,但是,精致深刻的伟大智慧不通过专门的研究教学是不会代代相传的。其五,大学是社会政治批判的中心。用康德的说法,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担当人类道义和责任的人。而中国古代读书人最感人动天的抱负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以深刻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天下为公的道义责任,批判社会生活中一切违背人类良知的错误、偏见,乃至政策举措。这些是大学当仁不让的职责。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节选)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个性等价值观念已经成为普世价值,没有人怀疑这些价值中的每一个都是理想社会所必需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的总和并不足以构成理想社会的充分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启蒙运动所开发出来的价值系统有其自身的盲点,这些盲点不是启蒙理性本身的延伸就可以克服的,因此儒家等非西方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就获得了治疗现代性弊病的意义。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

地方知识与全球视野:21世纪宗教知识分子的责任

秉持开放,了解多元,不以自己狭隘的观点强加于人,才能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文明对话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聆听,最基本的要求是容忍对方;其次是承认对方,承认才可能有尊重,有了尊重才可能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参照,才能把对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才能尊重对方。对话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视野,加强自己的反思反省能力,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

“善”“恶”界限的多重性:中国道德体系中的包容性及其后果

在中国的宗教实践中,善与恶之间的互动形态可能千差万别,而这些差异则会导致极为不同的宽容形式。本文分析了三个在划分善恶的方式上极为不同的案例。首先是一位灵媒的案例,揭示了有时候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做法对于善恶的调和是多么重要。其次是一位真耶稣教传道人的例子。这位真耶稣教传道人通过和鬼的战斗创造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善恶划分方式。在此,善恶二者都不可或缺,同时又必须泾渭分明,如此方能捍卫教团和自身的清白。最后,是一幅近来在众多语境中都处于主导地位的图景：一种普世性的,以个体为单位的,世俗的＂新自由主义＂的善。和以前绝大部分关于善的理念不同,这种善不承认有形式上与之对应的恶——这个宇宙是个无止境的爱的世界。大型的佛教和基督教慈善组织都是具有此种图景的案例,它们在国家所规范的民间这个范围内强调普世的爱。这种＂善＂不给真实存在的差异留有任何余地,因此也是最不宽容的。作为根本差异的一种形式的恶被否定、排除和压抑。然而,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就算在一个弥漫着普世之爱的世界里,恶也不曾消失。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里,恶的存续或许是有用的。

儒学创新的哲学反思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经过三代思想家的努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五四”的哲人,面对西方启蒙心态的冲击,试图重建儒家传统的理论体系。以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自由、人权、科学、民主为原则,汲取德国理想主义,法国生命哲学,英国经验主义,或美国新实在论的思想资源,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转化为现代精神的体现。台港的新儒家,在巨大变革的文化氛围中.

身体、情感与仪式——滇西北傈僳族基督教个案研究

宗教和人的情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宗教通常被认为能够“建立长久的情绪和刺激”；另一方面，很多仪式研究又认为情感在仪式中，尤其在葬礼中被模式化，因而不能作为表达个人情感的渠道。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正构成了本文的出发点：个人在取舍某种宗教的时候，情感是否扮演重要的角色？具体的宗教究竟如何管理个体的情感并赋予某些情感以合理性？当个体的情感和具体的宗教情感技术相抵触时，人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当代中国的基督教研究虽然认识到个体情感的存在，却较少将情感作为一个研究的向度。本文通过多次回访的田野调查，考察滇西北傈僳族基督徒们如何处理个体情感和宗教生活的关系。本文的讨论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基督教通过一系列对身体的规训，对于傈僳族基督徒的生活习惯和情感表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不同的宗教贯彻了不同情感技术，滇西北多宗教的地域特色提供了多样情感表达的可能性，有些教徒由于经受了巨大的情感刺激而不再参与教会的仪式，这表明个体在这一环境中具有灵活取舍的能动性；再次，宗教是通过仪式将情感表达渗入日常生活中的。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将通过考察基督教这一世界性宗教在边缘族群中的情感实践，来推动中国的宗教人类学关于身体、情感和仪式的研究。

大学理念和人文学

大学的教育应当是教最高深的书,培养最全面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人文学的教育就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美国的大学教育有很成功的经验。在中国,长期以来,人文学在教育理念上被边缘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还在日甚一日不断恶化。其原因,除了五四以来的文化断裂,还与当今市场与政府力量对大学的双重干预有关。

人文景观——启德河的反思

珠江流域的水道既贯通了不同城乡,也迎来舶来文化。由“渔湾”到“海港”,香港地区在上世纪的城市发展中,将西方都市规划概念揉合本土的“水、地、人、文”,构成独特的高密度都市;由“贸易”到“轻工业”,香港在欠缺天然资源的情况下,却赢得“香港制造”的美誉,同时亦破坏了原生地景。在山海之间,混合“工、商、住、娱”的港式建筑成了日常,也牺牲了自然环境。在如此高密度、高效率的城市中,要创建一道充满生机的城市清溪,在香港地区当下可能是一种奢想。或许由学术界在社区的协作下,“启德河”所揭示的人文景观,不仅可以展现后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以承传以水为本的区域文化;在经历了反复的尝试后,一种结合蓝、绿基建的城市河道文化,正在启发未来城市更新的想象及社区协商规划的愿景。

启蒙的反思

以前说儒家是游魂,现在看起来,正因为它碰到的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所以它不必借尸还魂,一切世间的组织、结构、理念、行为、运动,都是它发挥法力的道场,因为它所关注的是人类存活、发展和充分的自我实现。"五四"的反省不应当只是一个思想领域的课题,它必须为中国当代的灾难承担必要的责任。那种把启蒙价值当作"真理"来接受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一种"观念的暴力",它不可能接受对这套价值的任何批评反思,从而形成了一种关于启蒙价值的现代迷信。

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近年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哲学和儒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多次就人文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对人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现象,作过精深的阐述。杜维明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向一直非常关注。2002年9月17日,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风泰和中国高等教育中心、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副校长就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问题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杜教授和来访的校长们就人文学和大学教育作了一次座谈。本文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次谈话的内容整理、加工和编辑而成的,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以首肯。

文明间对话的最新路径与具体行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全球化运动,并没有创造一个平和安定的世界,各种各样的冲突对抗遍布人类社会,族群冲突、国家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取“代冷战”,构成新的人类困境。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生活?这个严峻的反思已经刻不容缓!加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对话”,是因应人类困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选择。联合国决定把2001年命名“为文明对话年”,成立了文明对话核心小组,并着手起草报告。初稿面世后,核心小组的成员,如孔汉思、许通美及怀瑟克对报告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代表基安尼·皮科(GianniPicco)专程到哈佛,听取杜维明教授的意见,并邀请杜教授执笔撰“写核心小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供的报告中最关键的一章“: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报告于2001年11月7日提交联合国大会。经过联合国的推动,以及学者、宗教领袖和政治家的积极努力,不同文明必须进行对话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为了进一步推动“文明对话”的深入开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德国的崴尔德(Wrede)先生邀请杜维明教授前往巴黎,于2004年10月13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的五十八位成员进行了从早晨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对话。对话分几个阶段,先由杜教授作20分钟的主题发言,接着由六、七位代表各作3分钟的提问,再由杜教授作出简短的回应。以下的中文记录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英文文本(亦包括少数其他语言的英译)润色而成。

杭州雷峰塔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2001年3月12日,杭州雷峰塔地宫发掘,面世的龙纹佛像、铁函、钱币、铜镜、舍利函等已有学者做了研究,然而,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坍后所面世的《一切如来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或者可从另一角度再做一番探讨.……

三角张力与人文寻求:25年来思想论域之演变(1978-2003)

综观后毛时代20多年,人文寻求是在一系列尖锐的思想冲突中展现的,每一次冲突都产出数百篇论文,延续至少两三年。第一个十年大致经历了三个互相重叠、互相关联的阶段。 1978年在中国当代史上是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新的历史性开端。有趣的是,正如在传统中国那样,这一时期中的哲学探索完全无法从一般的思想问题中分离出来,以至于我们只能称之为思想/哲学倾向,或者干脆称之为思潮。为行文方便,此文中的"哲学"一词并不限定在严格的意义上,而是一个基本上可以与"思想"互换的概念。

欧亚大陆东部复合范铜铸件研究综述

欧亚大陆东部复合范铜铸件的发现与研究是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冶铜术起源的重要课题。伴随复合范铜铸件发现的增多,对复合范铜铸件的研究也愈加深入。一、研究历程回顾欧亚大陆东部铜器以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铜器发现最早。塞伊玛一图尔宾诺现象的铜器于1912年在奥卡河下游的塞伊玛墓地和苏联最西南端的博罗季诺窖藏中发现[1],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