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中美安全竞争间的选择

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地区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正处于过渡阶段。在过渡期的地区秩序下,像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面临严重问题,即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导致地区旧秩序削弱,韩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观察家们为中等国家指出了一系列策略选择:从制衡到追随,从防范到接触。有些观察家认为,中等国家将通过不同方式扮演稳定局面的角色,保持双重等级体系,因为中等国家有可能从大国僵持中获益。作者则认为,中等国家可以采用的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国竞争的背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在战略结盟时很难做出自己的选择,更多是被迫接受某种选择。作者使用基本议价理论作为工具,阐述该观点背后的逻辑支撑是:在影响过渡期地区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方面,中等国家的作用很小;在调和各种选择的影响方面,中等国家也不如大国有决定作用。

日本企业两次海外并购热的比较研究

在日本1950-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随着1980年代泡沫经济膨胀以及日元大幅升值,大量贷款和融资支持了日本企业的直接对外投资。然而在19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些海外并购也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包袱,是一直以来日本企业反思的“痛点”。当前,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日本海外投资的势头再次增强,海外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远超其他亚太投资者。同样是并购热,当下日本企业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制度与1980年代相比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基于政策和结构要素的视角对日本两次对外投资并购热的特征和动因进行分析,考察近年日本海外并购与1980年代海外并购的区别,并尝试结合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分析未来日本企业并购之路的可能走向。

符号正义与公共行政——基于语言游戏的正义视角

公共行政是正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理论多采用罗尔斯、诺齐克和沃尔泽等人为正义提供的客观标准。但这些标准不仅在理论上相互冲突,而且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也常常会导致模棱两可的判断。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符号正义的观念,来指导当代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这种观念认为正义并不存在中立客观的标准,而是被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实践所建构。研究者只有将正义置于特定语言游戏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发生和运作。因为和正义相关的不同语言游戏之间只存在家族相似性,所以公共行政必须面对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符号正义的观念能够为这种公共行政问题的复杂性提供必不可少的分析框架。

全球指标借鉴:以政府创新创造中国时代

本文认为,当今世界,全球化过程遭遇巨大挫折,国际治理在针对跨国恐怖活动、毒品和人口走私、世界范围内的洗钱和经济犯罪、全球流行疾病等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但是逆全球化的浪潮无法阻挡技术革命的创新,现代科技的进步将继续推动世界时空一体化发展。换一个角度来说,西方民主实践出现危机,但现行国际秩序基础和法律制度短期不会动摇;民主所推崇的一些共同价值仍须被视作人类需要追求的光芒理想。作者分析了全球范围内世情、国情、民情的变化,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推动了中国国内市场机制的建立、自信、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的形成,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应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推进落实“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及完善全球治理。在政治实践方面,西方虽没有民主“真经”,但我们在批评西方价值观原教主义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也在不断发展;中国要通过自身变革来实现“中国梦”,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贡献。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在自我创新方面,需要建立创新坐标及借鉴世界其他国家使用的一些创新指标。当前全球政府治理标准指数有100多种,而2003年墨西哥《全球政府创新论坛宣言》曾把21世纪政府创新的七大目标列为:低成本政府、优质政府、专业政府、数字政府、规制政府(Regulatory Reform)、诚实政府和透明政府。这些指标恰恰是中国在创新实践中需要达成的目标。作者试图进一步剖析中国政府创新的难点、试点和重点。作者认为,中国“制度优势”的成功因素包括国家动员能力强,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便于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国政府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群体的创新动力是否强烈、创新规划是否科学合理、各部门之间是否能够协调行动、民众是否愿意配合和参与政府创新举措、舆论环境是否有利,等等。中国政府创新的难点在于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有很多禁区,如政府创新在内涵上多被理解成为政府发明和采纳新的管理方法与公共服务,如开通政务微博、提供上门服务、下放管理权限,等等。政府创新应该有更宏大的视角,应该思考与宪法规定相关的重大课题,如党政还要不要分开?人大从木质图章变为“钢印”的艰难转型中,如何能对人事、财政、国防进行有效的监督?各级政府运作财政透明化及其他具体“政策黑洞”问题;未来国家统一中的制度安排,如一国两制内涵的深入探讨是否应包括对联邦制、邦联制的研究,等等。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创新目前的突破点,在经济建设方面,要了解“新常态”下创新型经济的需求,以“巧作为”挖掘出自己新的经济功能;在“为人民服务”社会领域,就热点问题(房价、医疗、教育、环保、食品安全、网络/电话诈骗等)不断推出安民惠民新政措施;在司法体制创新和改革方面,要落实“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继续深入反腐斗争。最后,作者强调,中国政府应该思考如何创造创新大格局问题,包括对现行机构要继续大规模改组,简化行政级别,积极推动其他领域如媒体宣传(网络管理)、民意咨询、民生建设的创新,加强民主对话(听证、信访),力求塑造一个全新的、负责任的、更有效率的政府来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