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长期放缓、投资“精神”丧失以及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影响

贸易优势和贸易收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在实现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所称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后,相对于与其进行贸易的国家,中国经济体量迅速变大。有一些力量通过贸易以外的渠道进行运作,这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文中,将探讨三种这样的力量:第一,生产率增长(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严重损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收益率下降;第二,投资“精神”的整体衰退;第三,美国公共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

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

公司治理的不同议程凸显了交易费用观点和产权理论的局限。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可能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交易费用和代理费用所勾画出的机械图景源于公司理论的极端还原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隐含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即摩擦散热的假设,这既违反了热力学定律,也和工业化经济体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演化经济学主张企业本质在于创新,方能更好的解释多样化的公司治理方式和企业文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下的实践,对于研究产权变革和公司治理的生命周期提供了新的启示。企业的生存更大程度上维系于选择机制的产生和自身的适应能力。用增加交易成本来反对金融的市场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更证明为十分有害的观念。

西方的历程,亚洲的借鉴——你们误读了《大繁荣》

2013年夏末，我的新书《大繁荣》（MassFlourishing）首先以中英文同步出版，现已被翻译成其他多种语言。我的初衷是想通过本书呼吁欧洲和亚洲认识到发展活力经济的益处、实质和经验，进而升级至一种全面参与尝试自主创新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