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西方学界关于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在扬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历史判断和史学视角,突破了传统史学对欧洲早期中古史的经典叙事,为新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围绕"蛮族欧洲"、"后帝国时代的社会转型"和"基督教化"三个主题,新的研究趋向主要体现为:高度的综合性、对多种历史变迁的容纳和更大的时空视野。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各项进展,正在汇聚成时空维度更大、对复杂的历史经验更具开放性的新叙事,冷战之后对新"欧洲认同"的需要客观上有助于促成这种新叙事的形成。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政治权力绑架下的天人感应灾异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

通过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相结合,本文论述了汉帝国时期的两个悖论。汉儒完善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学说能够让官员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但从灾异说现实的运用上看,我们发现其完全背离汉儒的理论设计,沦落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灾异说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巨大偏差时,我们发现了第二个有趣的悖论。儒生成功地取代了卜、史等专职官员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读者,但他们成功的原因也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卜、史曾经拥有的对灾异解说的话语垄断。在灾异解释缺乏制度化、职业化的保证时,灾异理论不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仅灾异解读陷于无休止的论争中,而且往往为政治权力所绑架,成为一个服务于当权者的斗争工具。

政治权力绑架下的西汉天人感应灾异说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和灾异说都颇为熟悉。一般认为,儒生官员能利用灾异来指陈时弊、规劝天子、进计献策,因而可以起到限制皇权的作用。从理论上看,这种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操作上来看,灾异说其实根本无法完成这一使命。本文侧重于研究灾异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并试图揭示西汉官员对灾异解说的热衷,与其说是为限制皇权,不如说是为了争夺政治权力。一方面,儒生用五经取代了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