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理论的跨语境转换问题

本文认为 ,布迪厄文化社会理论对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主要在于他把文学创作放在“场域”而非“传统”中来考察 ,把关注点从个体性的作家“创作意向”转向群体性文艺生产者的“惯习”。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由来已久的作家中心式研究方法之外开拓创作行为的社会环境研究。布迪厄对文学创作的职业性、经济运作和利益争夺、场域内游戏规则和占位情况、价值设定、等级区分以及社会权力和社会阶级的同型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我们能有所启发。但布迪厄的理论表现出极明显的法国性 ,造成了它跨文化语境转换的难度。它的有限可比性和可比性中的不可比性是两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希腊悲剧和文学的阿伦特

希腊雅典的悲剧对阿伦特思考政治自由有双重意义。第一,悲剧包含许多思考现代政治自由可以运用的文学主题。第二,悲剧的"说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对政治自由的提示。阿伦特以理想的雅典来阐述这样一个现代政治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政治自由与公共自由同为一体,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共生活。阿伦特设想一种无需借助传统或外加权威,照样能有机运作的政治群体模式。雅典城邦为她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后”学和价值相对论

后现代价值相对论与两种不同的文化相对论有关 :一是伯阿斯式的自由主义文化相对论 ,二是道德怀疑论的功能主义文化相对论。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相对论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在价值问题上的两种不同倾向 ,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温和型和激烈型后现代价值相对论。

中国国民启蒙的前景与困境

徐贲，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现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2015年11月底，他的新著《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出版。徐贲的写作，从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到思考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养成，都广有涉猎，贯穿着健全的启蒙精神，这是其他启蒙者身上所罕见的。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徐贲的中西结合近乎完美。日前，凤凰网主笔、本刊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徐贲教授。

和谐社会的人际伦理

在现代社会中使用“和谐”的说法,需要作与现代政治、社会有关的释义,方能明确它的现代含义。我们可以用现代民主、宪政、法制、权利、权威等概念来解释“和谐”的现代政治含义,也可以用别类现代概念来解释“和谐”其它方面的现代意义。著名伦理哲学家马各利特(A．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的一系列有用的伦理哲学概念,为我们解释“和谐”的现代社会人际伦理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

应是公民向官员问责

在吏治模式中,官员是政权的招牌和个人化的面孔。官吏的强干、清廉或无能、贪腐,代表着政府的得与失。在这种机制下,吏治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它自己的腐败,一旦腐败的病毒在官僚机制中蔓延,就很难在体制内部得到诊治。

文化是怎样一种教育力量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讲实惠，重功利，不买书（烹调、股票、考试参考书除外），不看戏剧（电视剧除外），不听音乐会，不欣赏舞蹈（公共空地上锻炼身体的“群舞”除外）。一句话，对文化不感兴趣。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前面提到的那些“除外”也都是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文化，只是看得见的似乎都是“大众文化”。

论好生活与公民教育

《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约11000字 人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好生活 在人本的或自由民主的共和政体中，国家不干涉公民个人想要追求的好生活（只要这种追求不损害到其他公民的利益）。国家对公民心目中不同的好生活想法，对这些不同的好生活是不是真的好，保持中立的立场。这样的国家，它所执行的法律，实行的教育，用以处理价值分歧和冲突的伦理原则，都会奉行或者至少不违背它的基本的中立立场。国家中立的原则是为了保证公民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好生活（“幸福”）。中立的原则不是没有原则，或价值真空，而是因为它信守的是这样一个关于公共好生活的价值理念：公共的好生活状态就是尽量让不同的公民都尽可1皂有自由地去追求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个人好生活，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国家意欲左彳阳控制公民，包括儿童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的做法，都是可恶的，都是对个人选择的不必要的限制。

对人文教育的思考--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讲演

洪庆福（常熟理工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亲爱同学们、老师们，东吴讲堂欢迎大家的到来!在我们顺利完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之际，我们十分高兴地迎来了徐贲老师作客我们的讲堂。

美国竞选:金钱等于言论

在美国,竞选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在竞选募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PAC是一种专门为政治竞选筹集和支配经费而建立的组织,往往有特殊利益的背景（如银行业、汽车工业、教师或劳工工会等）。

正义和社会之善

正义与道德有关,但是正义所涉及的不是个人道德,而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的正当性。与道德相比,正义与权力的关系更为密切。人们在对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作道义判断时,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这个体制或制度如何对待身处其中的个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体制或制度能否公正(正义)地对待所有的人。本文讨论了三个与“正义”有关的社会方面:法制秩序、社会契约和实在政治群体。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本文回顾以帕托契克和哈维尔为代表的“捷克现象学”。帕托契克是捷克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学和哲学家,影响过一代具有公共意识的思想者。哈维尔是“捷克现象学”在公共政治领域中最杰出的长期实践者。哈维尔和帕托契克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和责任的结合。坚持在真实中生活,“我”的个人良知和“我们”的公共政治相互有了联系。这也使得“捷克现象学”成为一种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沉重的政治气息中形成的特定的政治和哲学跨越。

公共真实中的社会和谐

公共真实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享有公共真实的社会中,人们才能有效地一起辨认当前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并一起克服这些因素。这样一个允许自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的社会空间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就它做什么,而不是就它是什么而言的。公民社会不单单是一个拥有形式公民身份者构成的社会,而是一个让普通人能通过说真话和积极参与起到公民作用的社会。公民社会的和谐是由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来保障的。在公民社会中,生活在和谐之中,也就是生活在公共真实之中。公共真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则是公共真实的结果。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国家政权在国际间的合法性与它在国内的权力正当性并不是一回事。全球化的发展对公民政治尚不健全的国家的主权、权力正当性和权力效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影响甚至削弱了这些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许多方面,如权力的范围、强度、形式、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观念。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中,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于世界公民社会中的全球正义。

政治神学的教训:失节的施米特

在战后的西德,施米特代表的是“失节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魏玛时期属于政治右翼,在1933年以后与纳粹合作或同流合污。施米特确实有知名度,他的有名,不是因为人们可以忘记他失节的过去,而恰恰是因为人们牢牢记得他那段失节的过去。迈尔在《施米特的教训》中,把施米特的思想连贯地阐述为一个可以称作为“教训”的整体。施米特的政治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哲学的可能。它在骨子里是一种政治神学。它把“启示”而不是“辩论”,把对绝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理性判断,当作“政治”的根本条件。如果迈尔对施米特政治神学的分析正确,那么施米特最学术的著作也应该理解为一种反宪政的学说。在中国阅读施米特的著作,不可不警觉政治神学和政治宗教、政治神秘主义的关系。“神圣启示”能破坏政治哲学的理性根基,更能把种种荒诞危险的偏执和极端带入我们的政治生活。

解剖宣传——读雅克·埃吕的《宣传:塑造人的看法》

宣传的作用就是使人避免思考，并在不思考的情况下就能有所行为 在德国纳粹统治垮台不过17年、斯大林式政权似乎依然坚如磐石的1962年，法闰社会学家稚克·埃吕出版了《宣传：塑造人的看法》。这部社会传媒著作于1965年翻译成英文，至今影响深远。

公共媒体对民众知情权的责任

媒体为民众争取获取公共信息的知情权，是媒体的一项责任，也是衡量媒体是否能拒绝被权力公器私用的具体作为。最近，我所居住的加州奥克兰市附近发生了几件与报纸媒体和民众知情权有关的事情．《奥克兰论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公众知情权指南》的文章．提醒民众．不仅要知道自己有公共信息的知情权．而且还要知道这个知情权到底有多大。

用无聊打发无聊

前不久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接近半数的美国人表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他们一天也坚持不下去。本次调查涉及1000多名美国成年人。结果显示，在多数人的生活中，手机的重要性要高于电视和咖啡。

现代派文学中的“群众”想象

欧洲现代派文学中的许多"群众"想象都是建立在文化精英和文化庸众的区别之上的。了解欧洲现代"群众"概念兴起的具体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群众"的构成因素。通过回顾19、20世纪交替时早期现代派作家对"群众"的偏见,从而反观当代中国知识界面对大众文化的各种立场,我们会发现,真正对大众文化有理解和同情的文化立场,应该具有明确而公开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应该真正关心那些与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相一致的文化民主和大众参与。

托克维尔的当下意义

自由是民主和公民精神的灵魂。“镜像类比”阅读法管窥蠡测托克维尔宽广深邃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