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互系性思维:通变

对照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宇宙论思想体系 ,可以得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互系性思维方式。从《易经》可以找到“通变”这一互系思维的关键性观念。它区别于西方主流思维的突出特点是以偶对性为核心的宇宙本身互动连续观 ;这对西方由先验论和二元主义导致的两极概念不可解决的矛盾冲突思维 ,构成一种不可比拟的参照结构。以“通变”作为特点的互系思维凝聚为中国主要思想流派的方式而且溶化于民间文化。 2 0世纪它是解读西方“辩证法”的框架 。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再阐释——一个关于和谐与通变的话题

文明之间能够乃至必须对话,但文明对话一直充满陷阱和误解。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较为成功的例子。然而这一对话也不是不含话语环境的"误解"。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思维模式可以叫做"通变",它得以产生的根基是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传统之外的传统。"通变"实际上是一种具特质风格的思维或哲学。通变哲学看到的世界是个和谐的充满互系关系的、自然和自为的,或者说是千变万化之中贯穿连续的世界。延续在变化之中延伸因而天地万物互系;人也因此将自己看成是这样的互系之中与自然的连续。正是这一传统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和再阐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马克思主义的"dialectics"变成了中国的"辩证法"的时候,汉语的语言特点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经过了一个重新组合过程,进入一种新的语境文脉。

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上)——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

筷子、手指和刀叉作为三种餐具,与思维方式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式。筷子文化圈属于陆地农业文化,是合一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综合思维突出,注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德治突出,是群体社会、宗族-宗法社会。手指文化圈属于山地沙漠文化,是亲证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辨证思维突出,重视宗教,注重教法,宗教精神和信仰理性突出,重视种姓家族,是种姓家族社会。刀叉文化圈属于分割自然派,是海洋工商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分析思维突出,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发达,重视个体,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契约社会。从现在来看将来的文化发展,三派的单一发展都不利于整个人类。最终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辨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结合,即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最有前途的。

要重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结构差异

我的《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中国辩证法的历史和文化转变过程的研究。这个过程其实是中国传统哲学智慧“通变”对西方思想进行解读的一个过程。在这项研究中，我的收获是极大的。这个研究包含了对很多历史和哲学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下面就介绍一下对一些问题进行长时间思考而形成的一些主要观点。这些观点的详尽推理，书中以及其他发表的论文已作阐述。

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下)——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

筷子、手指和刀叉作为三种餐具,与思维方式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式。筷子文化圈属于陆地农业文化,是合一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综合思维突出,注重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德治突出,是群体社会、宗族-宗法社会。手指文化圈属于山地沙漠文化,是亲证自然派,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辨证思维突出,重视宗教,注重教法,宗教精神和信仰理性突出,重视种姓家族,是种姓家族社会。刀叉文化圈属于分割自然派,是海洋工商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分析思维突出,科学精神和工具理性发达,重视个体,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是契约社会。从现在来看将来的文化发展,三派的单一发展都不利于整个人类。最终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东方的综合思维方式、辨证思维方式和西方的分析的思维方式结合,即人文精神、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是最有前途的。

“一”与“多”,人文奥运哲学基础——从古希腊奥林匹亚到北京

现代奥运新哲学的新,就在于它有一个扩大的"多"和一个新"一"。"多":许多人,许多个体,许多国家,许多信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现代奥运这个"多"远比古奥运那个时代的"多"广大,更多远,更色彩斑斓。奥运已不仅仅是希腊人的奥运,而是全人类的奥运。"一"是人的一:不管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什么文化,都联系在一起。它是人自己的联系,自己的一,是来自人内在追求与他人联系的一,是色彩纷呈的一。这正是中国混沌精神的一,融合的一,和而不同的一。奥运会本身是个"一"(相融相通)的世界。这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哲学。

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简单、直接的因果逻辑找不到;“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相隔多重范畴;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个心理态度的问题;科技是手段,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而是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去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的科学)或对它质疑(启蒙运动的理性),其功能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于阐述这个目的;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儒学之功不在最终发现真理,而在认识、追求靠近万物变化内在联系的无终止过程。儒家思想将宇宙看为互系,就是抽象思维。儒家赞同将科学用于社会范畴,用于以民为本的项目,因为民为天。

傅斯年、徐复观论“生”与“性”之关系及其思想史意义

傅斯年、徐复观从阮元论"生"与"性"的关系入手,主张"生先于性,性由生来",肯定"即生言性"乃思想史言性之传统,但与阮元认为"性"首见于商末,乃"血气心知"之意不同,傅斯年认为先秦有"生"无"性","性"只是"生"这一动作的结果,而徐复观则主张"性"见于周初,意为人生而具有之欲望、本能。其间的差异在诠释方法的不同:阮元以训诂求本义,傅斯年补入历史法,而徐复观则在两者基础上融入归纳法。他们的区别折射出"生"与"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及诠释方法在解读思想上的基础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