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治理的关系理论

数据治理法是规范个人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的法律制度,也是理论研究和诸多拟议立法改革关注的重点话题。各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信息法益:部分强调数据主体对其数据化条件的个人控制权,部分则注重实现数据主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些理论在概念层面上都存在相同的缺陷,一言以蔽之,都未能抓住数字经济中数据生产的痛点:以群体为基础考察人际关系。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收集的社会价值和危害大多源自这种关系性。从理论层面阐释这一观点,即数据是由法律和技术制度构成的社会关系,并揭示数据关系催生超个人法益的运作机制。如何妥当地代表和裁决这些法益,需要依靠更具公共和集体(例如民主)性质的数据生产治理形式。个人主义的数据主体权利根本无法代表这种群体层面的影响,遑论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

中国过于宽泛的内幕交易执法制度--法定授权和机构实践

无论是内幕交易行为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操纵证券交易行为，都并非是引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和全球资本市场对具有缺陷的次差评级证券的引入，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对这种证券的自营交易。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确实直接对世界资本市场产生影响，损害信贷市场，导致全球范围内股市指数暴跌，以及至今仍未减少的投资者的逃离。

中美集成电路产品增值税政策争端的WTO法律分析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增值税退税政策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贸易伙伴的批评。2004年3月美国首次将就相关的集成电路产品增值税政策将中国政府“诉至”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虽然这项贸易政策争端最终以和解而告终,其中涉及到的国际贸易法律问题却具有重大意义。

女性青少年网络性骚扰被害的实证归因——基于多元犯罪学理论的量化分析

网络性骚扰作为一项影响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与良性社会化的有害行为,致其发生的影响因素亟待犯罪学学者进行深入研究。通常来讲,自我控制、社会纽带、社会学习以及生活方式—日常行为理论是解释网络被害现象的主流观点。本研究基于对本土女性青少年样本的问卷调查,来解释哪些因素会增加和减少女性青少年成为网络性骚扰被害人的风险。结果显示:低自我控制、社会纽带弱化、社会学习、网络风险生活方式均会显著提升女性青少年成为网络性骚扰被害人的风险;个体收到涉“性”信息也同样会显著提升其遭到明确网络性骚扰的概率。研究结论表明,降低女性青少年的各类被害诱发性及易感性指标可有效减少网络性骚扰被害的发生。

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及以后美国税制改革的建议

美国于2013年3月1日自动启动了赤字削减机制,这让刚刚从"财政悬崖"的政治辩论和担忧中缓了一口气的美国专家和民众又紧张起来。与美国削减赤字的努力相伴的是此起彼伏的对美国税制改革的讨论与动议。随着美国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确定的长期预算前景,美国税收体制产生的税收规模越来越不足,而且税源流失情况严重,大量的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所得未被有效课税。鉴于此,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税收政策顾问的Reuven S. Avi-Yonah教授撰写了《对奥巴马第二任期及以后美国税制改革的建议》一文,认为美国税收制度应进行新一轮改革,并提出了长期、中期和短期的改革建议。

浅议美国公司税制和国际税制改革

目次一、美国税制最近的立法发展二、美国税制改革的迫切性三、针对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及其以后)公司税制与国际税制改革的建议四、结论自奥巴马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以及2012年末竞选连任成功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和立法辩论很多聚焦或交火于预算赤字以及削减赤字的措施.

数据治理的关系理论

数据治理法是规范个人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的法律制度,也是理论研究和诸多拟议立法改革关注的重点话题。各种理论提出了不同的信息法益:部分强调数据主体对其数据化条件的个人控制权,部分则注重实现数据主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些理论在概念层面上都存在相同的缺陷。

欧内斯特·J.温里布的矫正正义论

温里布所引领的法律“新形式主义”学派所提出的矫正正义理论是当代私法哲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新形式主义”关注法律体系的可理解性和内在逻辑的融贯性,它旨在从法律关系本身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探求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由于私法关系的结构特征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双边结构,因此同样以双边结构为特征的“矫正正义”可以成为理解私法正当性的统一基础。“矫正正义”并非空洞的、价值无涉的理论概念,而是与人格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互为表里,因此它使私法具有独特的内在道德理性。矫正正义可以被用于解释、检验与建构具体私法制度,它对现代中国私法理论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都可以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如基本权的私法地位问题、比例原则的私法适用问题、获利赔偿问题等。这种强调私法自身独特性、融贯性、非政治性和非工具性的私法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术价值和学术史价值。

大型数字平台规制的新方向:特别化、前置化、动态化——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解析

大型数字平台服务提供者给市场可竞争性、消费者和商业用户的利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传统民商法和竞争法对平台的规制存在明显不足。欧盟已启动对大型数字平台服务的特别规制,其《数字市场法(草案)》为规制作为"守门人"的平台提供了新方案:在立法模式方面,其跳出了传统竞争法框架,针对大型平台采取了特别、独立的规制路径;在规制方式方面,其构建了对平台的事前规制模式,对"守门人"设置了禁止性义务群与积极性义务群;在规制体系方面,其以比例原则为核心的动态监管体现了监管的灵活性。针对数字平台规制竞争保护取向存在争议、法律适用路径复杂、用户权益保护不足、透明度与灵活性需要增强等问题,平台规制的特别化、前置化、动态化特点具有比较法上的重要意义。

逃税罪认定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采取“差价款”销售模式不领取和开具增值税发票、不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这种销售模式在形式上相对复杂．在有多个中间商的情况下，销售链条较长，支付款项名目复杂。但是。在本质上，购买方向生产企业支付的所谓“差价款”（或者采用其他名目）．是购买方为获取企业生产的货物而向生产企业支付的对价。对于购买方而言属于购人成本。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属于销售收入。

中美证券市场治理的关键变量比较与法律移植

2015年或将成为中国股票开始实现注册制的历史元年,但《证券法》的修订仍旧任重道远,证券的定义扩展、整体性的发行机制改革与执法机制健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然是立法者与实务人员必须面对的难题。尽管比较法给中国证券市场的法律治理提供了参考系,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社会背景与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不同,法律移植的排异性,值得引起足够的注意。中国要建立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机制,必须考虑到公、私执法机制等配套措施的健全,必须找到美国法院在证券市场治理中的替代机制,否则终究会成为书本中的法,也会产生制度排异性。换句话说,制度的移植不能是片段式的嫁接,而应该是全景式的观察、反思、嵌合与创新。

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

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它蕴涵了纷繁各异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是协调统一的。要了解它,就必须追溯其起源,展示其外在方面的差异性,展示其基本观念的内在一致性。德国法律科学的产生,回应了因自然法解构而引发的方法论需要。为了迎合这些需要,就产生了历史进路和体系进路,最终形成了结合这两种进路的法学——萨维尼的历史法律理论。在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基础上,诸多流派得以成形。其中的一派注重体系,在这一派中,有的专注罗马法,有的则关注德国法。另一派强调历史,其中有的强调罗马法,有的则探讨德国法律史。这就有可能用诸多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德国法学,但由此也很难看出这种差异性潜在具有的共同理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分析和整合了这些基本理念,以显示在构成法律科学概念时,它们的相互作用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法律科学概念的主导要素是'历史'和'体系'。这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容易被误解,这对评价19世纪德国法律科学是非常有害的。确定法律科学的主要成分,有可能展示它们的相互作用。法律科学的要旨是'历史'和'体系'的整合。这是19世纪德国法学家的基本信条,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它要求协调历史真相与逻辑规律。萨维尼把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文化的有机整体、并服务于保护个人自由的现象,这样,他就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了。法律科学是综合法律的历史方法、体系目标和个人主义功能于一体的结果,它同时具有实证主义、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特点。

公司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原则

滥用是权力的天性,公司权力亦然,故须规制。现行公司法构建的控权机制具有避免直接介入公司权力行使过程以保留权力弹性空间的共同特点,但效果有待补强。应当引入针对公司权力行使过程的控权视角。将正当程序原则引入公司法贴合公司权力的权力属性,能补强公司权力控制机制,符合该原则的规范本旨和发展趋势,能通过求真、整合和控权功能的发挥优化公司权力的行使,也具有经济效率和合意基础,而且不会过度干预公司自治,从而实现控权和放权之二元平衡。正当程序原则融入公司法可从通知、中立、听证和说明理由四要素展开,与公司法的效率和商业秘密保护等价值追求相互协调。正当程序原则的违反包括实质违反和形式违反两个层面,会导致公司权力行使行为本身的瑕疵和具体权力行使者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