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思想库的巨大影响力

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影响力,而这种舆论影响力是通过其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体现出来的。这些功能包括: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进"第二轨道"外交等四个方面。其中,设置政策议程的功能包括政策议程的确定和政策建议的构架;教育功能指对社会精英和大众的教育;所谓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就是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使得"在野"者的知识有"入朝"转化为权力的通道和可能性,也为前任政府官员提供休养生息、再次入朝的机会和平台";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思想库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部分,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视角的中国研究

2010年1月,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著作《治理中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这本书是继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之后的又一部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著作,作者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水平。本书无论从方法论、资料运用,还是分析角度上看,都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美国问题研究的学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为了写作本书,李侃如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访问了上至政治局委员,下至普通民众,最后完成本书。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本书是"在美国使用最为广泛的论述当代中国的教科书"。1月18日,本刊特约记者张弘在京对李侃如先生进行了专访。

奥巴马主义:重建美国失落的世界

奥巴马多次强调美国面对着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全球治理"及其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非常必要和重要。从根本上说,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统治精英的世界观和外交政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大转变。

历经十年改革的中国:一个美国人的观察

今年年底,将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十周年。1978年12月召开的这次历史性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开始推行大规模经济、政治改革的起点。会后,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现在,改革虽然还远未结束,但在这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无论是外国的观察家还是中国人自己,来对这场改革作一番评估,不仅是极为重要的而且是极为恰当的。在此,请允许我谨以本篇论文作为对中国改革事业的一点微薄贡献。全文分四个部分:1.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特点;2.改革迄今的成就与缺陷;3.我对改革成果的阐释;4.我对中国致力改革的展望。

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崛起

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特种作战部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2004财年的国防预算中，美国防部要求为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拨款67亿美元，比2003财年增加了34％。拉姆斯菲尔德也显著提升了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的地位，把它由一个“支援性司令部”，转变为一个“被支援的司令部”，即它能够谋划和实施独立的作战行动。这一转变就减少了特种作战部队的上层指挥链，使国防部长可以直接向特种作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进而增加了美军动用特种部队实施“秘密行动”的可能性。

跨境资本流动:构成、危机和控制

制度质量越好的国家,股权融资在对外负债总额中的份额会越高;股权融资比例越高,该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会降低;一般来说,制度质量比较差的国家更加需要资本管制,而一旦有资本管制,往往会对债权资本流入和股权资本流入同时进行资本管制。本文的结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战略再保证”:美对华核心政策解密

11月12日至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先后访问日本、新加坡、中国和韩国。各国媒体、特别是日韩媒体对本次奥巴马亚洲之行十分关注。一些媒体在已经公布的行程安排上做文章,如日本《朝日新闻》关注"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间更长"的细节,认为这是重视中国的重要姿态;韩国《国民日报》甚至满怀"醋意"地指出:"奥巴马只在韩国和日本各停留一晚,但却在中国逗留3宿4日。"在奥巴马亚洲之行的内容方面,媒体普遍认为奥巴马"极其重视本次出访"。韩国《国民日报》报道称,奥巴马将要同中日韩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很多,特别是和中国"实际上要讨论全球的所有问题","将有很多话要说"。本次奥巴马的"亚洲处女行",是美国处在"历史的重大抉择关头"大背景下践行的一次大型外交活动。毋庸置疑,中美关系走势、"胡奥会"将着重关注哪些方面、美对华关系有哪些新理念等,都是中国民众此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此,在奥巴马亚洲之行尚未成行之际,本刊邀请了国际问题专家庞中英教授,就最新浮出水面的奥巴马对华政策核心":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做一个较详细的解读,以供读者观察之参考。

中国的艾滋病危机

中国正面对着现代化带来的两难抉择:危险与机会共存。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加剧了对外开放带来的危险。曾被中国官员们当作西方问题的艾滋病问题,近年才受到北京的严重关注。不断强化的艾滋病问题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对面临着一场巨大规模的传染病的中国政府而言,战胜危机将十分艰难。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对生产领域和金融部门自身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现在的金融改革方案在财政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发展商业信用文化十分必要,但现有政策对商业信用文化的形成具有破坏作用。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景,本文基于不同的假定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未来情境,以支持其基本判断,即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商业信用文化的发展形成和与此有关的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为前提,而后两者在政策上是被忽视和错判的。

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警惕“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人们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经常用到的重要工具。在创立该理论并由此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当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名气最大，被视为继凯恩斯之后强调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并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公共理论及国际事务乃至发展经济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都有所建树。

“中国前景乐观论”和“中国崛起例外论”——对胡鞍钢《2020年的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评论

本文是对胡鞍钢《2020年的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一书的评论,胡鞍钢对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进行预测已有二十余年的经验。作为一个为打破不同学科间固有的严格界限、倡导综合研究而不懈努力的学者,胡鞍钢的研究兴趣已扩展到包括人口、生态、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反腐败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在过去20余年中,胡鞍钢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的积极参与,反映了公共知识分子及智库机构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变得愈发重要。作为"中国乐观论"和"例外论"的主要倡导者,胡鞍钢帮助我们增进对于这个发展变化迅速的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和长久挑战的理解及认识。

影响美中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第一，两国的现代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不同，价值观不同。由于我们两国都是大陆规模的国家（continental sized nation），因其大，所以各自认为会更深地理解自己的大陆，而很少去理解对方的大陆。在两个国家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各自考虑本国的国内问题为主。双方对对方国家的理解不是很多，所以会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彼此内部决策过程，尤其是另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是怎样进行的，所以，彼此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误解。

创意阶层在中国崛起

当今时代，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创意经济的时代正在到来。从我国实际来看，发展创意产业对发展经济的作用明显，尤其是有助于扩大就业。因为创意产业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所以特别有助于解决目前社会上的就业问题。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每一个身处创意时代的人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学习。只有对时代需求和社会趋势拥有更清醒的认识，才能使自己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里抓住每一个机会，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发展制造业的国际经验

为了更好地发展制造业，应该对各国制造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开发了一种制造业综合记分卡，从5个一级指标考察全球制造业发展环境：（1）政策法规；（2）税收；（3）能源、运输和健康成本；（4）劳动力素质；（5）基础设施和创新。

智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应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为确保中国与世界的稳定和平做出贡献。中国在应对挑战的很多方面都发挥了领导作用。在全球经济当中,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都在经历不平等的增长、贸易障碍、人口老龄化,以及很多工人由于技术变革而失去工作。所以,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时候,要以可持续性为目标。

中国城市化应注意的问题

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与全球的和平和稳定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注意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城市化不能采取抵押的方式进行;二是过去的城市化方式不可持续;三是城镇化不是政府搞出来的。

美中首先应在亚太取得互信

美国是一个全球国家，中国也正在具有越来越强的能力，双方都可以威慑对方。问题是，我们要使这些正在强大的能力不会动用来伤害对方。进一步说，这是一个信任问题。

中国如何打好“汇率牌”

外汇交易的微观管理政策会扰乱正常市场秩序,这么做的话,中国或许可以避免汇率危机,但肯定会在经济效率和增长方面付出一定的代价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承诺,在执政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然而,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干预汇率市场以避免人民币大幅贬值。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仍面临着挑战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过了十三年漫长的谈判之后,中国于今年四月上旬所作出的让步是令人震惊的。不巧的是,中国所作出的让步,正好是在中国总理朱镕基到达华盛顿前的第11个小时内作出的,因此克林顿政府可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评估中国所作出的让步对贸易自由化的巨大有利的影响,因而再次拒绝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