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期写作与“现代文学”体制

“文学体制”理论将文学视为是由一系列标准和假设构成的社会机制和实践方式,对文学体制化过程的研究构成了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方向。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到写作《呐喊》《彷徨》,再转向散文诗集《野草》的创作,鲁迅多样化的写作实践及其演化逻辑,构成了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绝佳案例。从体制角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文学”本身的历史性、规范、假设等因素,从而摆脱“文学史”这一内部视角的局限性。从体制性批判的角度,将文学观念和体制性实践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可以为思考“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任务及其可能性提供新的视角。

文化研究再定义:从再现范式到非再现范式

语言被赋予了过度的权力。语言论转向,符号学转向,阐释论转向和文化转向:在最近发生的种种转向中,所有的"事物"都被变成了一个语言的问题,或者变成了文化再现的形式。——凯伦·巴拉德"后人类表演性:理解物质的重要性"(2)本文要讨论的是当下英语世界文化研究对巴拉德语言批判的共鸣和回应。我把这个对文化再现的反思和挑战看成是文化研究在当下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之一。

以蘑菇为方法:艺术、人类学和地灵纪的生与死

唐娜·哈拉维用“地灵纪”来指称当下地球的生态时段。艺术作为重要手段之一可以促成人类在“地灵纪”与其他物种和存在模式的合作,从而应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但是为了达到此种合作和共生的目的,艺术必须重构自身。罗安清的松茸叙事为重构艺术提供了可能。借鉴蘑菇以“干扰为基础的共生共织”模式,艺术能够成为一种关注的技艺,进而重新讲述地球故事,最后为地灵纪的所有物种提供一个避难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