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因国情不同而各具特色,其中起决定性制约作用的是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这三个关键变量。大国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大国关系的主轴则是竞争而非合作或“搭便车”。提高大国的竞争力,意味着形成一个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且高度自主的地缘战略目标,维持可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和财政汲取能力,并且为了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支撑国家的资源调控能力而打造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社会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前30年与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财政能力和政治认同经历了根本性变革,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重新界定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战略,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汲取和政治认同机制,将形塑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即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多族群的疆域国家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从前近代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以及20世纪上半期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现代中国国家之最基本特征,是其既"大"且"强",亦即辽阔疆域及多族群人口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的结合,从而在现代世界诸民族国家中独具特色。本文从宏观的比较历史角度,审视了中国的国家转型的历史实际,对有关近代国家形成的经典文献中所流行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之规范认识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界定和分期提出新的看法。

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

关于集体制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欠缺,近几十年来,无论在官方媒体的宣传还是中西方学界的解读中,皆已被广泛接受,视为当然。人们还把集体制农业的这些问题,归咎于劳动报酬中的平均主义政策和劳动监督管理上的各种困难。本文利用来自全国16个省的131份乡村史访谈,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放到集体化时期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重新加以考察,强调不同的正式制度(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收入分配制度、国家对农业资源的抽取过程)、非正式制度(包括村落内部的社会网络、行为规范、集体制裁、性别角色等)以及非制度因素(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人口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制约和激励村民在集体生产中的行为。此一制度环境的复杂多变,带来了农民行为模式的多样性,也解释了集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本专题为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整理出的一组笔谈。

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

晚清国家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下移和私人化趋势,延续至民国初年,导致国内政治的严重分裂,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演化为各个军阀派系的混战。长期以来,海内外史家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也因此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从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的角度分析各个军阀派系的兴衰过程,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那些拥有固定地盘、地理位置优越,且通过集中化的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有效抽取经济资源,从而最具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终将战胜那些缺乏固定地盘和资源分散的对手。因此,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是集中化的政权建设通过各自地方势力之间的角逐,由区域走向全国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北京政府时期伴随军阀势力消长的,除了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之外,还有国家建设在区域层面的突破,其轨迹与世界史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后起国相仿,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建立统一、集中的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中国的“元实力”——社会人文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分析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力迅速提升的终极动力何在?未来中国的发展潜力如何?不同于既往研究之侧重于市场、产权和微观激励机制等具体而直接的经济因素,作者转而从历史和社会人文的视角,聚焦于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等较为间接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认为这五个因素汇聚于一起,形成了超乎各种具体制度和举措的影响力之上的"元实力",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国家竞争优势。相对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可变性和短暂性,它具有持久、稳定的特征,不仅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也必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成功驱动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本文首先检视了支撑元实力的五个要素,继而分析了元实力释放的空间和时间维度,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浅议大国的现代化

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学人,对于现代化理论大多耳熟能详。现代化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最大的特征是它试图建立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主义的诠释架构,用来解释东西方各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过程。现代化理论流派纷呈,概念五花八门,但核心观点是大致相同的,就是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东方西方,不分大国小国,都会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化为现代的工业国。现代化的过程涵盖各个方面。除了经济结构的工业化之外,还伴有人口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政体的民主化,等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则是体现所有这些特征的一个样板国家,具备这些现代特征,也是人类社会现代历史演进的目标所在。一旦达成了这些目标,人类的现代历史就能达到它的终点。

追迹华夏之初——古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

由司马迁所开启的两种治史传统的矛盾结合,即对历史真相的客观探求精神与对历史叙事的主观建构意识,仍然支配着20世纪以来人们对最初中国的解读。对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点到面不断展开,以及对上古文献的梳理和真伪辨别,推动了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与此同时,非学术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其中既有不同时代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不同学派之间为主导学术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所展开的争夺,还有人们出于地方情结而对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移情效应。近百年来的总趋势是,随着学科演进和技术发达,人们的古史认知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但在各种非学术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主观想象也始终如影随形,对学术进步起到刺激和干扰的双重作用。

超越“当家作主”与“扩大民主”——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实体治理”模式探析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国营企业内部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还是人民来信来访等正式制度的形成,均受到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驱动,即源自共产党革命的激进主义和源自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理性主义。前者强调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者注重在企业管理中扩大民主。不过,这两种传统背后的话语逻辑,均具有"形式主义"的共同特征。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制度设计和话语逻辑,转移到基层治理制度的运作实践,则会发现真正主导这些制度实际运作的,乃是"实体主义"的治理模式。它所注重的是满足普通工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形式主义逻辑所预设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目标。不同于形式主义视角下对基层治理实践的负面解读,本文对实体治理模式的研究强调普通职工赖以表达自身利益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