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对话二：中国品牌全球化的挑战与对策

张立平：品牌要与质量挂钩品牌作为质量与创新的载体,是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技术、管理、服务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评价和认知,知名品牌的产品往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以创新驱动提升中国品牌已成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力的一个重要抓手。

严格风险管控加强保荐人监管与制度约束

2013年6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关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发布了改革意见（“《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主要涵盖五个方面，即（1）推进新股市场化发行机制，（2）强化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等责任主体的诚信义务，（3）进一步提高新股定价的市场化程度，（4）改革新股配售方式，以及（5）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切实维护“三公”原则。该《征求意见稿》不仅对新股发行体制提出了若干改革意见，同时加强了保荐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中的责任和义务。

反垄断政策并非产业政策

中国应该效仿欧盟,设立一个独立、单一、权威、专司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反垄断法》自2008年颁布以来,一直较为沉寂,除2009年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之外,鲜有大动作。但这种沉寂在去年得以破冰,从五粮液和茅台的天价罚单到惩戒奶粉企业毫不手软,再到包装巨头利乐遭工商局调查,执法机构频频发力。一切似乎都昭示着《反垄断法》这把"宝剑"在经历五年的打造后终于要亮剑出鞘。而近来反垄断风头更甚,调查风波频频上演,无论是科技巨鳄高通和微软,还是车坛大亨奥迪、宝马和奔驰,均受到调查。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计划

中国作为现今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在能源改革及减排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0—2015年）确定了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方向。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负责监管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机关——发改委。

如何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前不久，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法官就中国三一集团诉CFIUS（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美国总统一案作出裁决，驳回了三一关于CFIUS与美国总统因公司的中国属性而选择性执法等四项诉求，

维C反垄断败诉启示

近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陪审团作出裁决，认定华北制药及其下属公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对操控维生素C产品价格应承担法律责任，并判处损害赔偿金约10亿元人民币。

国企海外资产大盘点来得及时

4月中旬，国资委发布公告称，已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大型央企的海外资产进行盘点。此前的3月，国资委曾在网站发布内容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2015年度集中重点检查项目和境外国有资产检查项目服务”的采购招标公告。最终，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七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标，中标价格合计1139万元。

给外国投资者一剂强心针

去年5月。我在财新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文章，简单介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就中国三一集团旗下的罗尔斯公司诉CFIUS（美国外国投资者委员会）和美国总统案一审败诉阐述了一些个人观点。

沪港通封闭小实验

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论坛上发布要“建立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当时以为政府可能想把晚点多年的“港股直通车”再次发动，孰料最终启动的“沪港通”是——“A股账户炒港股，港股账户炒A股；

墨西哥毁约不全是坏事

墨西哥当局11月4日宣布将国内首条高铁项目标的授给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的国际联合体，消息尚在余音绕梁，墨西哥总统突然在11月9日宣布撤销投标结果，媒体报道逐步透露出的信息是：参与竞标的只有中铁建联合体一家、从发标到截标仅两个月、与中铁建联合投标的一家墨西哥企业与墨西哥现任总统颇有交情。

互联网情境的反垄断

10月16日，最高法针对奇虎和腾讯垄断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这是继前不久有关歧视性反垄断执法的热议后，反垄断领域又一值得关注的大事。只是“战场”从行政执法转移到司法维权，焦点也从传统经济行业转移至互联网领域。

城市的灵魂

多年以来，我对中国公司的名称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公司的名称一定要包括城市、商号以及行业这三大要素呢？比如，为本杂志提供印刷服务的公司是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当然，大型国企或投资规模超过三千万美元的某些外资企业，似乎可以例外地用“中国”取代“某市”。比如，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公司。

新兴企业如何应对专利危机？

高通反垄断专利之争尚未落幕，小米“出海”印度不久便遭遇爱立信苦等三年的“围追堵截”，紧接着小米净化器又被巴慕质疑侵犯外观专利。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观者多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但“看戏”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新兴的本土产业正面临着严峻的专利挑战。

海外购地标：探底还是探险？

近几年来，中国一些大型民营和金融集团频频涌人海外地产市场，从纽约大通曼哈顿大厦、通用汽车大厦、华尔道夫酒店，到位于伦敦金融城中心的劳合社大厦，众多世界一线城市的地标建筑被中国买家购人囊中。每次看到这类购并事件，我都会想起1989年日本三菱公司斥资20亿美元买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壮举，以及1995年不得不将这一物业重新贱卖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尴尬。

“棱镜”释法

斯诺登事件涉及美国国内法，美国和香港关于引渡的法律安排，以及这一安排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的地位。

海外并购“内外夹击”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井喷式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的11个月，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61个，实际交易额824亿美元，已超过2015年全年并购额544.4亿美元。但近期，海外投资项目监管力度正在加强，此前已经减少的一些官方审批被再度恢复．

个人信息、隐私权和被遗忘的权利

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行业发展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英国核电站投资变卦怎么办

如何在海外大型投资项目中充分保护中国企业合法利益和投资安全，是当前格外重要的命题 近日，由法国电力公司牵头承建、中国广核集团投资持股1／3的英国大型核电站项目欣克利角C核电站7月29日签约前夕遭遇挫折：英国政府突然决定暂停签约，将继续审核计划细节，且在秋季之前不会做出最终决定。

死刑难解

2011年8月22日应该被记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史册上。云南省高院在判处李昌奎死缓之后，由于舆论等各方面压力再审判处李吕奎死刑。这使我想起“文革”时代在打有红色对钩的判决书上一定会看到的表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国内纠纷国际化的启示

中国企业逐步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内案件都有可能演变为国际纠纷。这种改变会增加企业的违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