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莫言

莫言在文坛孜孜砣砣耕耘三十年，终于获得被国人视为“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最初的“欣喜与惶恐”之后，却经验着不曾有过的压力。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缘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转型的迷茫与困惑

对于1990年前后苏联的激进"转型",美方的对策可以归纳为老布什政府的"三部曲":苏解体前消极观望、以不变应万变;解体后的短暂震撼与迷茫;以及随后的惊喜和庆贺。然而自诩为"赢得冷战"的布什,由于美国经济不振,民心浮动,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也输掉了大选。至此,尽管布、戈二人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可圈可点(戈1990年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都被各自的人民所抛弃。其实冷战的结局远非输赢可以定论。冷战是延续数百年的"西方内战"、即西方强权和主要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巅峰和最后阶段;各方均付出沉重代价。此后20年间,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和绝对行动自由,耗损了大量软硬实力。冷战结束的真正意义在于,西方在整合内部以后,得以转向针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冲突"。在学界,苏联解体使西方"苏联学"顿失目标和动力,西方国际关系学主流也集体失语,面临着非主流和新生派的强力挑战。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死而复生,成为美国的"苏联研究"转向"俄罗斯学"的缩影;西方的俄罗斯研究既面临转型的挑战和契机,也不乏巨大的想象和操作空间。

朝鲜战争的罪与罚

20世纪中叶，中美朝韩在朝鲜半岛恶战三年，停火线却重回38度线。进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仍在为60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所支配，以至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巳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侍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鲜战争研究疲劳症”——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60年来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思呈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美国朝野的朝战"集体遗忘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史学界的"朝战研究疲劳症"。几十年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它们或各执一词,或相互交错,但趋势却是正统派(或修正派的修正派)渐成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公众对朝战的认识仍在低水平上徘徊。这两个极化现象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朝野的对朝观念和政策。

美军政治中立吗?——美国政军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2020年6月,美军高层拒绝出动军队平息"抗暴狂潮",凸显了美军在美国政治中的制衡作用。然而美军护宪而不护主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军的"政治中立",仍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工集团深度嵌入美国多元体制,文官与军方的关系直接影响了美国内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与此同时,由亨廷顿的"客观控制论"开创的美国政军研究,也经历了后冷战的"修正派"和近期的"超越派"的并非华丽的转身,对解析和规范美国的政军关系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对此,本文力图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视角,对美国政军关系进行梳理和审视,了解其建构和走向,以期把握特朗普任期内政军关系的内涵与外延,现实评估其内外政策走向,以在动荡不定的中美关系中未雨绸缪。

西方苏联学的内核与外延

冷战时期西方的苏联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对于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苏联学与政治学理论之间构成了双向互动、多元协同的复杂共生关系。但由于西方苏联学所运用的真正的"内核"理论实际上只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极权主义模式,因此,在冷战时期苏联信息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西方苏联学为了丰富自身内容,提高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只能积极借鉴和吸纳苏联学之外的多学科理论,不断扩大自己的"外延"。这倒使得苏联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最初的极端性理论,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种理论先行研究方法,在很多时候会显得削足适履,而造成西方苏联学学者在面对不断变化的苏联现实时生搬硬套既有理论的负面效果。

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普京2012年5月再次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为先近后远,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对西方则厚欧薄美,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积极进取,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是"普京3.0"外交重点之一。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双边关系的结构和中俄对此的认知,都存有若干"瓶颈"问题。此外,中俄在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应对西方对两国周边和利益的挤压、维护国际战略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进一步协调的必要和空间。

十月革命百年之后--世界秩序与西方认同的解体与重构

在十月革命过去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殖民体系早已瓦解,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物质与科技优势也逐渐难以维持,此时回顾十月革命,对其历史意义的认知会变得更为清晰。列宁和布什尔维主义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的论述,将世界战争的根源直接指向西方所主导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发展到达顶峰的时刻,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体系的变革。在西方观念的建构过程中,种族主义构成了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那些在西方国家内部倡导多元化的人并不愿看到真正多元化的世界。西方世界实际上在以唯我论的视角观察世界,不愿接受非基督教和非白人国家的崛起,如何维持文明的共存将成为新时代国际体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9·11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冲击,既是有形的、硬性的、瞬间的,更是隐性的、软性的、意识和心理上的。本文以9·11为切入点,探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及其方法论与外交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方式。9·11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误区和盲点;其对美国决策界的"误导"既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又是持久和无处不在的;根源是二战后美国社科界摒弃欧洲人文/历史学派的传统,追求在方法论上的"科学化"、"理论化"和分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