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斯坦福大学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博士专访

墨磊宁博士在访谈中从自己对语言的持久和专业兴趣出发,回顾了他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的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过程。他认为,对西南民族的探索应超越单一民族的研究模式,走向民族史和民族学学科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对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认识也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在认识50年代苏联民族定义影响的同时,需进一步扩大到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西南语言分类体系继承的探讨,而且应分析民族分类如何被自然化、成为公共常识的过程。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基于英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

武昌起义爆发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先前往英国寻求外交支持和资金资助。虽然孙中山通过非官方途径与英国政府有所接触,但由于英国政府早已明确了武昌起义胜利后对华政策的立场,孙中山此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当时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是在听取英国驻华官员的建议后确定的,通过挖掘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辅以已有相关成果,可以更深入地检视1911年孙中山赴英国外交活动的原因、过程及成效。

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伟气象与异国奇珍

读者可能对本文的题目感到奇怪,因为这个问题最好是留给艺术评论家或风俗史家来处理,而我两者都不是,这给我充分的空间去固执己见与犯错。但品味问题让我感到有趣的,并不是绘画研究之类的艺术鉴赏,而是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论域”。我试图阐发的观点是:皇室的风格中,有重要的政治倾向;它加强了专制主义的气氛,使帝王专断的权力既有具体的展现,又有隐喻的象征。我完全不确定我所说的现象是乾隆皇帝特有的,还是清朝帝王这整个帝制后期的族群特有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今天的讨论将集中在乾隆身上。我认为中国帝制文化中,有一古老与根深蒂固的取向,使帝王能纵情恣意于宏伟气象与异国风味中。然而,直到盛清,在伟大的十八世纪帝王的统治时期,这种纵情恣意才发挥到极致。因为品味总是受一定的时空脉络影响,在我转向这些皇帝之前,我将对大家所熟悉的时代背景作一描绘。

后话环境史:见证一个史学领域的成熟

17年前,当我为《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撰写《环境史:一个史学新领域的发展》(Environmental History:The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这篇文章时,只花了一个夏天的功夫。那时,这个领域的规模还不大,我的阅读很容易跟上文献产生的速度。那个夏天,即使用一部分时间做其他事情,也足以让我把当时没有考察过的文献读完。然而,那篇文章却有令人不快的疏忽。我遗漏了朱尔·塔儿的著作,为此羞愧不已。塔尔的学术成就无疑对城市环境史起到了奠基作用。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领域已无可争辩地成为环境史最繁茂的一支。不过,这个疏忽完全是因我个人的失误,而不是这个领域的规模所致,因为当时环境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还是易于把握的。如今,《太平洋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