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回应与标示

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

自主治理的人民相互负有什么义务:普世主义、多样性还是《万民法》

本文为罗尔斯对不同人民之间多样性的有条件包容提供了一个道德辩护,这种辩护不是依赖于全球多样性的事实,而是建立在集体自主治理的道德意义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适用于西方社会的分配性正义原则并不适用于国际社会,自由社会应当充分尊重非自由的但合宜的、秩序良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