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

本文对美国政治学界自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作一个综述,描述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一些评估。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中国精英研究经历了两个范式:全权主义范式和多元范式。范式的转型推动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成熟。作者认为,本领域今后仍需发展更多的概念和理论,更加深入地融入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之中。

浅谈政治娱乐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治娱乐化逐步从西方向东方蔓延。在中国,从大众生活内容、大众传媒的讨论议题与方式的变化中,都可以看到政治娱乐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政治娱乐化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透过对中国一些社会现象的分析,不难看到,它在启发民众的民主意识、促进政治监督及公民理性的成熟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中带有娱乐性的政治讨论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有效渠道。在网络中,网民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很多时候带有调侃与消遣的性质。而对某些问题的聚焦,则形成了一定时期的网络民意。娱乐化的公共讨论,以委婉的方式体现出一种公众政治智慧,以柔化的方式提出了政治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某些管理部门的舆论压力,使它们关注到人们的诉求。

彭真与中国地方自治的再起

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在推动地方自治上事功最著的可能就是彭真了。他一生有关地方自治的主张和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此一时期他主要负责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建设。由于阎锡山自1917年起开始在山西推动村治,山西成了全国地方自治的模范省,而抗战时的边区政府有大批山西省地方官员参与政务,使彭真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作为村级建设的有效制度安排-地方自治。二、50年代。他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和居委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体现。他在北京建立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并推行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三、80年代。彭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将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写进了1982年的宪法。接著,在他的执著争取下,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法》,开启了当代中国基层民主的另一契机。这三个阶段代表了彭真对地方自治的心路过程,从30年代的认识、学习,50年代的实践,到80年代的反思和重建。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是支手延续了地方自治在中国的发展。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离经叛道”

与普遍的认识相反,美国总统根据自身的观点、利益和倾向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有限。尽管总统看上去似乎无所不能,但总统的选择却处处受到国际和国内因素的限制,其中就包括深嵌于美国宪政体系内的制度制衡作用。即使是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得意于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并誓言要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总统,最终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屈服于传统的观念和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总统的延续性大于变革性。

走出“民主”迷信

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可能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理想。人民是以不同的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我们在作制度设计的时候,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

地方人大中的地域代表现象探析——基于五省市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探析在中国地方人大中是否存在地域性代表及其相关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2017年国内五省市人大收到的近四千条代表建议,发现在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中,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整体资源中为选区争取利益的现象。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代表,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由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更可能是地域性建议;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的省市人大代表,在提出建议时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上述实证发现对中国地方人大地域性代表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初步启发性证据,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非竞选体制下的政治代表性和回应性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