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乡下人、外来务工人与警察--有关中国警察信任的实证研究

过去十年间,中国有关民众评价警察的研究大量涌现,但一些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却极少被纳入研究之列。基于对外出务工人员、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相关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中国民众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上的警察信任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表现性关注和工具性关注是否是预测警察信任的指标。研究发现中国公众在警察信任上往往无法区别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实质不同。与工具性关注相比,表现性关注对警察信任的作用更为显著,诸如信任居委会(村委会)、可感知的法律与秩序及个人生活质量等都是影响警察信任的表现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警察的信任也与新闻媒体密切相关。此外,本文对相关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也进行了探讨。

转型时期的中国警务:1978-2008——一个华人学者眼中的中国警务问题

中国警务的发展主要包括1949年以前的时期、1949-1977年强调群众路线的警务时期和1978年以来所谓严打警务和社区警务的转型。转型期间,与警务相关的政策与法律、组织机构的发展、工作实务和成效、责任及改革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中国未来警务应着力解决如何提升警察的廉洁度,如何有效、合法地处理突发性或群体性事件,如何与媒体形成一种健康的、职业化的、互惠的关系等问题。同时,重视有关警务的实证研究,研究时须考察影响警察态度和行为的因素及公安政策、策略、执法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程序正义、合法性及公众与警察的合作:西方智慧是否适用中国

研究目标: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检验汤姆·泰勒(Tom Tyler)基于程序的警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第二目的则是研究泰勒模型关键复合结构中的内部一致性和区分效度。研究方法:利用一个中国城市约1000名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法,评估程序正义、特定分配正义和警察效能对与警察合作意愿的直接和(通过合法性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泰勒原始模型中关键复合结构的内部一致性和区分效度在中国数据中存在问题。来自西方的程序正义,就像西方本身一样,在预测中国人对警察合法性和与警察合作的意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警察合法性的最有力预测因素是警察效能。分配正义和效能对中国人合作意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警察的合法性来间接实现的。研究结论:泰勒模型的关键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未来需要进行特定文化的测量,以进一步完善泰勒基于程序的警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