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夫人外交揭秘

把美国现任和前任第一夫人之间进行比较，以及把美国第一夫人和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加以对比，历来是美国普通民众乃至其他国家的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美国第18空降军：军事转型的先锋

本文认为，美国第18空降军是美国陆军转型的最理想的先锋。对第18空降军的转型旨在对现有部队进行规划和编制，将专门的模块化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即插即用型”的联合指挥与控制结构，例如构想中的常设联合部队司令部。这给美国陆军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设适应性强的部队的机会。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策略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缔造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无论是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还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总是能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调整、立法改革为本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使得美国将危机变为转机,牢牢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二战后长期保持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数字霸权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控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当少数国家或实体对全球数字技术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绝对影响时,就形成了所谓数字霸权。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建立数字霸权,企图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中国的美国研究现状及问题

在国内学者的努力耕耘下,中国的美国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美国研究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研究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研究议题领域得到较大拓展。然而,相比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当前的日本,中国的美国研究仍存在研究队伍规模小、机构分散、研究议题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手段和方法存在局限等问题。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口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制约了美国研究的发展,需要引起重视。

美国全球干涉主义政策与军工复合体的扩张

全球干涉主义是美国长期外交实践的产物,是涉外群体普遍接受的共有观念,也是决策者采取行动的重要依据。美国的干涉主义传统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服务于实力地位的“莽骑兵”传统,一种是推广美国价值观的“传教士”传统。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全面推行干涉主义外交,造就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原则和外交信条。在推行干涉主义和黩武主义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些体制机制在冷战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不断扩张,促使美国政府频繁进行对外干涉。

美国“人权卫士”的伪善与双标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发起的攻势已造成3.4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万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国际社会一再向以方施压,但在美国纵容下内塔尼亚胡政府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这激起美国多所大学部分学生不满.

美国“去风险”的本质与动机

“去风险”是欧洲提出的一个对华政策概念,被美国很快接受。欧洲国家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自主。美国则是为了防止中国发展动摇其霸权地位。美国既要把自己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多元化、分散化,采取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或盟岸外包等措施;又想阻止中国在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等特定领域的发展,对中国进行选择性脱钩,建立“小院高墙”。去风险是美国对过去几年对华经贸和科技政策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与日本、欧洲等盟友在对华政策方面相互妥协、相互接近的结果。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及其影响

美国对外贸易战略正经历重大调整,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自由开放的对外贸易战略。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国际格局调整的产物,其目标是保障美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进而服务美国霸权利益。美国此轮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国内政治考虑成为首要因素,保护主义特征明显,安全化倾向严重,扩大了盟友间贸易,更加突出进口替代和产业扶持政策。美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影响深远,在国家层面,改变了各部门间的贸易决策职责以及不同群体和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在全球层面,不仅促使地缘和全球经济竞争加剧,更给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参观与参与:美国民众与环保设施和环保政策的互动

美国的政策和法律鼓励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对民众开放,以促进教育、文化和公民参与。然而,具体实施的细节,往往由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或特定的法律法规来决定。美国的环保设施分为政府运营和私人所有两大类,对民众参观普遍持开放接纳态度。美国民众参与环保事业呈现出递进式路线图,不同的阶段与层级所展现出的环保行动与影响力各不相同。

美国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对华立法趋势及影响

拜登政府加强对华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拜登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设立了对华竞争特别委员会,并推出具有两党共识的战略报告——《重置、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战略》,继续强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该战略体现了两党议员的共同价值取向,将成为未来美国国会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华立法的主要方向。这些潜在的法案将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带来更大冲击。

美国牙髓病学专科教育体系对我国牙体牙髓病学专科建设的借鉴意义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口腔医学专科的建立与发展,但如何发展并无经验可循。美国在牙科专科的认定与管理方面有长期而成熟的制度。本文第一作者分别接受过中美两个体系的牙体牙髓病学专科训练,曾分别任教于中美两国的牙学院。本文目的在于结合美国牙科协会下属委员会负责的牙科专科申请与认定标准,美国牙髓专科医师的培养现状与包括教育机构、师资及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具体培养要求等,探讨如何借鉴或参考美国的经验,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牙体牙髓病学专科医生培训体系。作者认为,培养后的专科医师认证制度对整个培养体系必不可缺,规范的转诊制度是专科医师有效服务的重要保证。以此为基础,回顾我国的牙体牙髓专科教育与培训体制,期望本文为进一步明确专科定义,完善专科培养制度并最终建立规范且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专科医师体系提供借鉴。

2024年美国大选与乌克兰危机的走向

延宕两年多的乌克兰危机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军援乌克兰,是美国两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辩论和斗争的重要议题之一。拜登政府与两党建制派支持继续援乌,而以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民粹派则加以反对,国会众议长迈克·约翰逊最初反对继续援乌,但在国内外压力下转而支持了拜登政府,使得美国援乌政策得以延续。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美国两党围绕大选的政治斗争、美国民意在援乌问题上的分裂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相关的政策分歧和辩论。由于美国在欧洲安全架构和大国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大选结果将对乌克兰危机和世界地缘政治走向产生直接影响。但不管何人胜选,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俄乌就领土划分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不大。未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经济联系中断、对抗敌意难消、低烈度的代理人战争时断时续的新冷战状态可能将持续下去。

美国出版业老总谈人工智能

美国出版商正在采用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人工智能正成为出版商越来越重要的工具,但是出版商却不愿公开谈论公司的人工智能策略和具体做法,原因是作者反对出版社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担心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夺去他们的饭碗。从美国出版业老总在媒体采访和书展演讲中,人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魅力千年宋版书:东亚传布与美国特藏

2023年5月29日沈津先生应中国台湾嘉义中正大学东亚汉籍与儒学中心之邀,为该中心主办“书籍史与知识环流:东亚汉籍云端讲座系列”做两小时讲座。先生以《魅力千年的宋版书:东亚传布与美国特藏》为题,讲述宋版、东亚汉籍与美国特藏三大主题。先生演讲生动,穿插不少掌故、知识,娓娓道来,《美国特藏》一节未能畅谈,实为遗憾。现予以整理,以供学界参考。为便于阅读,以先生所讲,析分为七个部分。

“一带一路”、中间地带与美国对华战略博弈

基于争夺国际中间地带的地缘战略传统,美国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场域。自中国提出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美国政府的反应策略可以划分为战略意图警惕、少边主义阻断和多边制度竞争三个阶段。美国对华竞争策略的演变逻辑集中表现为愈发强调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重要性,以谋取第三方支持作为其“竞赢”中国的战略工具。美国对中国及其“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战略评估,以及美国国内外对华共识凝聚力的上升,为其对华竞争手段赋予了承诺扩大化、议题安全化和策略明晰化的特质。美方的举措破坏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现有框架,也在美国社会层面扰乱了舆论生态和决策环境,加剧了国际安全环境中的不可控风险。跟踪分析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间地带展开的竞争举措,不仅能够理解中美关系的演变轨迹与发展趋势,也要求中国通过战略研判、意图传递与制度对接等路径予以应对。

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

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开启并持续经历着复杂的结构转型。虽然这一转型目前尚未完成,但已在两党政治、共和党及民主党内政治三重结构性维度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并渐趋清晰地预示着未来方向,为我们观察2024年美国大选提供了分析框架。就两党政治结构而言,传统极化视角已无法勾勒其全貌,极化、钙化与部落化“三化”叠加成为理解这一转型的关键。就共和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让美国再次伟大”从理念到派系的重塑效应推动该党基本完成了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就民主党内政治结构而言,进步派、温和派与中右派的博弈成为近年来该党转型面临的主要障碍,而随着拜登退选和哈里斯崛起,进步派及其理念将可能引领民主党的转型方向。上述结构转型逻辑驱动2024年美国大选在政党胜选联盟构建、选举议题塑造及政治力量重组等方面表现出新特点。以此为背景,美国对华政策也将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如何进一步落实“旧金山愿景”将是2024年美国大选后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所在。

美国企业对美国对华政策转型的应对

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战略竞争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部分经营涉华的美国企业为了防范中美竞争风险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具体措施包括规避中国供应链、减少对华投资、拆分在华业务、退出中国市场等。美国企业还积极游说美国政府以影响对华政策,但主要成果限于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并不能阻止对华强硬政策的出台。美国企业屈从于政府的对华政策,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竞争和安全考量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和反华共识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