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与政治角度解读“五四”前后的李大钊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迎接马克思主义之前,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对李大钊的影响不可小觑。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可以说是对托尔斯泰"复活"微旨的诠释,其意无非要让垂死的中国复活,问如何以理性自觉创造新文明?破旧立新的方案何在?他终于在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找到答案。李大钊因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重视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庶民胜利"的秘方。他自迎接十月革命后,一直在中国领导以俄为师的革命运动,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促成国共合作的要角、华北工运的主导者。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其对学理的创发,而在于其革命行动,最终他虽然牺牲,却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活动开启了契机。

启蒙还是浪漫?——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不是理性的启蒙精神,而是一场推动革命与救亡的浪漫主义风潮,因救亡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遗余力,此一强烈的反传统文化批判,并不基于理性,而是出于激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改为充分西化,全面抨击传统,高唱文学革命,宣称文言为"死文字",以白话取代文言,类此议题莫不见到浪漫情调。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实质内容是经过中古黑暗时期的学术复苏,是欧洲文化自身的复兴,而胡适所谓"中国文艺复兴",则是现代化(实即西化)进程的结果,从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如船舰、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精神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学革命为先导。胡适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国家的进步与繁荣,固无可疑,然其无心之过,在于只见当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认识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前尘,不宜一味表扬胡适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也应论其过失,始足以吸取教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