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的作用重要吗?近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这一问题，是因为前些时候我搜集了很多个人、法人对国内媒体的名誉侵权诉讼案例，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我觉得收获真是很大。

反思高利贷与民间金融

1934年民间金融越发达的省份。在1978—1998年间人均GDP增长得越快；70年前金融不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落后。因此．为了重新释放民间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能量．并让“地下钱庄”从“非法”走向“合法”。我们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以往关于高利贷的观念。研究表明，禁止民间借贷只不过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减少了资金供给，使高利贷利率变得更高。这种结局跟禁止民间金融的初衷正好相反。正确的办法是按照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打击他们。

志武讲坛：美国基金公司为何比银行创造更多富豪？

可否借鉴美国基金业的发展经验，给正在兴起的中国私募基金、MBO基金、民间金融机构一次自身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一开始就将之“管死”?

为什么中国出卖的是“硬苦力”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即使都面对信息浑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前一行业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远较后者为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媒体开放度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如果一国的新闻自由度较低，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而不利于发展高经济增加值的第三产业。

让证券市场孕育中产阶级

规模化企业形成的同时，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跟上，否则会使更多中等收人家庭朝低收人靠拢，社会收人差距会拉得更大。允许更多公司上市并通过金融创新让更多家庭持有股权，是改变贫富悬殊、保持社会稳定之上策。

“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

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人们对食物的总体需求，因此，通过发展农业为农民增收是一条死胡同。继续靠发展非农产业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会很艰难，但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而要彻底消灭城乡收入差别，国家必须更多补贴农村基础教育。

为什么勤劳却不富有

众多廉价劳动力的勤奋工作，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有关统计表明，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

志武讲坛——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地大物博”当然好，但“地大物博”对财富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财富是源自理性化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中国住房贷款对房地产业、汽车贷款对汽车业的刺激效应以及由此带动的整体内需扩张，应当给我们许多政策上的启示，比如，通过制度保证和金融创新将未来的收入流“证券化”，将人力资本提早“兑现”成眼前的财富。

志武讲坛 志武讲坛 志武讲坛：从世界变迁看中国何以能富

回顾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我们清楚看到，尽管中国并没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可这种秩序对中国近25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在行为上能与其合拍。

立法，立法，再立法？

立法更多的应该是保护人们的创业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到行政管制的不合理干扰，可实际通过的《基金法》却偏重于约束从业者，同时扩张行政监管部门的权力。我们当然希望中国有更好的法治，但这并不等于更多的法律。目前不是法律多少的问题，而是法律能否有效执行和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外贸加开放为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繁荣，怎样才能持续这种繁荣?回顾200年前大西洋贸易史，我们发现，一个国家能否从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并不在于它今天GDP增长了多少，而在于它能否利用外贸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与金融创新，以在本土形成良性的经济增长链。也就是说，制度资本将决定亚太国家在太平洋贸易中的最终结局。

美资本市场改变中国创业格局 将逐渐淡化企业家族特色

过去一年里中国的财富故事不断，先是“分众传媒”（FMCN，NASDAQ）于2005年7月14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创始人江南春的个人财富一夜间升至3亿美元；接着“百度”（BIDU，NASDAQ）于2005年8月5日上市，创始人李彦宏当天即富达9亿美元；当然，“尚德控股”（STP．NYSE）更为惊人，其股票于2005年12月15日在纽约上市之后，创始人施正荣的身价即刻超过2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