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制度与人均收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的考察

探索长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经济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地理因素与强调制度因素的学者进行了长期论战,至今没有达成一致。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跨国截面数据进行考察,本文发现,对农业国和工业国而言,其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并不相同。农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地理因素相联系,而工业国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地与其制度因素相联系。更重要的是,是地理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决定了一国的工业化水平,或者说,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更早进入工业国行列。因此,地理环境不仅对农业国的人均收入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也是迈入工业国倶乐部的入场券。但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制度因素则取代地理因素成了人均收入的决定力量。本文的分析表明,好的制度环境必须与相应的生产方式匹配才能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长期经济增长和跨国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上)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我在演讲里面主要还是想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末来的走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要做’一个声明，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工作单位。

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使中国在35年内由一个低收入的农业国,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的工业国和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本文基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解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并试图回答中国能否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依次经历了作坊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1988年)、规模化轻工业繁荣发展(1988-1998年)和规模化重化工业重新崛起(1998年起)三个阶段;虽然目前还没有完成第三个阶段,但却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遵循着相同的"胚胎发育"式的市场和产业升级路径。相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的国家则违背了以上工业化的发展顺序。其中,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东欧、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过早进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和金融业现代化;而被困在贫困陷阱中的非洲国家则严重缺乏启动规模化劳动密集型产业革命所必须的原始(乡村)工业化过程,盲目上马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现代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因此,本文认为一个由国家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立足于制造品(包括原始手工品)出口而不是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和产业升级政策,是成功跨越各种收入陷阱的关键。

火药与西方崛起之谜——评《火药改变世界》

本文是我为中国年轻学者常征继《机器文明数学本质》之后出版的《火药改变世界》一书作的序。两本专著围绕同一主题展开,这个主题就是回答“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西方独有的严格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精神与法律制度;然而这与历史事实截然不符——欧洲这两场'革命'都是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的产物。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利润竞争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的'丛林竞争'史。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数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完成之后,又经过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欧美工业国集团在完成各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又继续利用新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军工武器、知识专利、新闻媒体与对'普世价值'阐释权的肆意垄断,继续操控全世界商业、工业、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数百年。然而,当21世纪的全球生产力中心和产业链从欧美转移回亚洲后,随着经济基础的瓦解,披着'普世价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时代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将会终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与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因此,以国家、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欠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不二法门和政治保障。

中国的运势

本文为清华大学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文一先生在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2017年5月10日举办的'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国家智库论坛'上的演讲。在演讲中,文一先生给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走向,以及看待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本刊转载如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