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66年香港与东亚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形式的改变,是对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压力以及稍后殖民地或从属地区独立与发展要求的回应。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出了这种基本转变的一种形态。帝国主义主导下其他社会的嬗变鲜有达到香港同样的发展程度,但这些帝国主义的动力学原理却又并非完全迥异。由于远离两个超级大国,而且制衡着中英关系,香港得以摆脱帝国的控制并且在多项经济指标上超越宗主国。

再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赵鼎新的英文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自出版以来,广受国内外学界关注,且于2016年荣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政治社会学分会年度杰出专著奖。本刊曾于2016年发表王正绪、郦菁、殷之光对《儒法国家》一书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此后,《中国社会学评论》(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又相继邀请八位国际知名学者为该书撰写书评。殊为难得的是,八位学者中既有对该书理论影响甚巨的迈克尔·曼,也有作者的恩师约翰·霍尔,还有某种意义上该书的“论敌”,作为“加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金世杰、王国斌。这些评论者有着迥异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各自从历史社会学、经济史学、国际关系等研究视角出发,对《儒法国家》的整体理论和具体论述展开讨论,而赵鼎新亦撰文回应,进一步阐释了其方法论的要义所在。鉴于这组书评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将八篇书评译稿缀为一篇,并将赵鼎新的回应文章置于其后,希望这场争鸣与交锋能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社会学研究有所裨益。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文章有关中国历史朝代的起止时间均以《儒法国家》一书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