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对策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崛起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同时也对中国崛起中遭遇的矛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面对中国继续崛起所面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等结构性矛盾,新自由主义开出了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药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引导。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含的一系列特点,使其成为分析中国崛起的良好理论框架。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7)

201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在基本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利润率理论和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动态这四个方面。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则重点表现在经验研究方法、收入分配问题、金融化问题、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探讨中。本文按照上述的两个领域九个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同时本文还专门探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7年所取得的进展。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进展(2018)

本文旨在对2018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展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基本理论方面,我们主要报告价值理论、非统一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理论、劳动力价值理论、剥削理论和资本主义的宏观动态五个方面。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方面,本文则重点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金融化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四个领域。同时本文也将以"一刊三会"为线索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8年的理论进展进行专门讨论。

当前经济危机预示可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之所以长期关注经济危机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危机可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它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构想。本文借鉴SSA理论分析了当前经济危机对今天可能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的启示。

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2015)

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关注和借鉴国外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本文对2015年国外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梳理,选取在基本理论创新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两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并着重介绍了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等现代分析工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问题上的运用,如资本循环模型、再生产模型的扩展,对利润率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等。希望这一整理工作能够为学界同仁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为我们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新思想。

国有企业是拖累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国有企业拖累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经验上缺乏根据。国有企业财务效率和技术效率均高于私有企业,而且能够更好地执行法定的劳动制度,更快地进行技术创新。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起到了稳定器和推动器的作用,极大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

高公共债务一贯扼杀经济增长吗？--对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批判

我们重做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2010年的研究发现编码错误(coding errors)、选择性排除可得数据(selective exclusion of available data)、对加总统计量进行非常规赋权(unconventional weighting of summary statistics),导致了他们在描绘20个发达经济体"二战"后公共债务与GDP增长之间关系时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的发现是:当正确计算的时候,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于90%的国家的平均GDP增长率实际是2.2%,而不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所说的-0.1%。也即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相反,与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较低的情况相比,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于90%时,平均GDP的增长并不会明显下降。我们还展示了公共债务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怎样随时期和国家的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变化。总的说来,我们重审的证据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所宣称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于90%时会一贯降低GDP的增长这一重要的典型事实是相矛盾的。

中央银行比较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介绍了对中央银行比较研究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马克思—凯恩斯—卡莱斯基模型。该模型表明货币政策由如下四个关键因素所决定:资本—劳动关系、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关系、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以及该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本文提供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表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具有更多独立性的中央银行、更多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和对抗性更强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大国,会具有更低的产能利用率。这一证据与本文的模型对政治—经济结构和中央银行政策之间的关系的预测是一致的。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澄清与分类的尝试

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绝非无用之举,这一区别对分析整个资本主义轨迹和理解二十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特殊特征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随后的章节将重点放在“一般生产劳动”和“生产资本劳动”概念的科学理解上,并尝试对资本主义所有主要的劳动类型进行相应的分类,从而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进行必要的澄清。对有关服务业劳动地位和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等棘手问题的分析,在概念上进一步澄清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文章的最后部分,回应并澄清了已有文献对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方法的一些常见的批评。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威权主义

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威权主义的潮流。本文认为,威权新自由主义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阶段。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已经陷入了三重悖论:经济悖论,即金融化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治条件,但却仍然无法进行有效的积累,而日益陷入金融化;政治悖论,即由于金融化和全球化的收益为极少数人获得,但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却由民众承担,这使得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最终导致带有民粹主义和反体制色彩的政治强人上台,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开始崩塌;威权悖论,即威权政治家掌权后所推行的政策,实质上必然强化新自由主义,有利于金融资产阶级,并进一步加深民众痛苦。本文特别指出,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抗和提出的改善收入分配等进步诉求,在传统左翼运动陷入低潮、工人阶级组织和文化被破坏的背景下,往往为右翼话语所绑架,表现为地方本位主义、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

利他性惩罚的演化

实验和现实数据均显示,即使在一次性的交往过程中人类也会惩罚非合作者。即使这种"利他性惩罚"可以解释人类社会较高水平的合作行为,但是它也会产生一个演化悖论:现有模型认为非亲缘个体之间的利他性合作只有在小规模群体中才可以稳定地演化,因而用这一模型来解释利他性惩罚的演化时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即人们不会自己承担成本去惩罚别人,并为大量非亲缘的成员提供利益。然而,本文认为,利他性合作与利他性惩罚之间是不对称的,这就使得利他性惩罚可以在一次性和匿名交往中演化,并使利他性惩罚和利他性合作都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