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

本文原题为“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选自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等主编的《结构化的政治:比较分析中的历史制度主义》(Structuring Politics: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一章。1990年,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分析、新国家主义等领域的政治学者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召开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主要参会论文集结出版并正式宣告“历史制度主义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代表了阐述政治斗争如何由制度环境予以调节的尝试”,本文即是这部开山之作的序章。该书收录历史制度主义核心学者的八篇开创性成果,甫经出版便在西方政治学界掀起新的研究浪潮,至今仍为致力于政治制度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与斯文·斯坦默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社会政策研究,西伦曾经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两人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作出重大贡献。本文概述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定义、理论前提、分析主题、前沿议题,及其与早期制度分析、行为主义、宏大理论、理性选择分析的不同之处,并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历史制度分析路径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研究特色和解释潜力。

资本主义多样性:自由化的轨迹和社会团结的新政治

本文回顾了论述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最新文献,借鉴了现有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种关于富裕民主国家当前政治经济变革的新思路。大多数传统文献只是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团主义"或"协调"(新近的提法)程度的高低来排列它们,而这里所提出的框架则与这些文献所依赖的"连续统模式"大相径庭。这是为了突出现有理论根本未加考虑的那些组合情况:在大规模自由化的同时,高度的平等依然得到了维持;或是在协调程度依然很高的背景下,社会团结程度却出现了下降。文章认为,这些文献长期以来所利用的那些常见的、一分为二的结构变量无法解释这些令人困惑的组合情况,相反,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政治经济制度所依赖的联盟基础。联盟路径表明,过去曾支持较为均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的那些制度之所以得以存续,并不是因为它们顺利复制了"黄金时代"的政治和模式,而是因为它们在全新的政治支持联盟的基础上对形式和功能进行了改造。

渐进式制度变迁理论

不论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是历史制度主义,都过分关注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外生性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大多忽视了那些内生性的、通常以增量方式发生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本文在检视上述理论盲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渐进式制度变迁的解释框架。该解释框架区分了替代、叠加、偏离和转换四种制度变迁模式,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发生的根源及其机理。文章进一步指出了不同类型的变革推动者——制度的反叛者、共生者、颠覆者和机会主义者——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使用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得以生效的制度和政治环境根源。最后,在分析不同变革推动者之间进行的不同层次的联盟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解释了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

生产的正义

在社会正义的价值问题的研究中,生产的正义是一个重要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的议题。与分配正义不同,生产的正义是关于初次分配正义所支配的益品如何生产、由谁生产、产量多少、条件几何的正义理论。说明生产正义的要求,核心问题是看待和解决个体职业选择与国家强制分配之间的关系。对此,当代正义理论的基本共识是,正义意味着不限制职业,正义意味着不允许国家强制分配工作。本文认为,这种传统观点仍不完备且存在内在矛盾。通过分析,作者提出生产的正义应该包括两个基本观点:(1)正义不直接限制职业选择;(2)通常正义禁止国家强制分配工作。这说明,人们有权以合法方式自由选择所欲的工作,国家必须依靠激励机制来提供重要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