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的创新与创业

麻省理工学院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25800家技术依托企业,校友公司每年创造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这些闪亮的成绩都来源于麻省理工特有的"创新创业模式"。麻省理工学院(下简称MIT)的科学研究成就已经广为人知。到目前为止,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2009年,美国Kauffman基金会发布了一份专门针对MIT创创业的调研报告。这份历时6年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

《贝多法案》与美国科研成果转化制度

1980年美国颁布《贝多法案》（Bayh Dole Act，又译拜杜法案），联邦政府将所资助大学研究所获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转移给大学，授权大学负责技术转移工作，政府不享有直接回报，而是从技术转移的经济行为中获得不断增加的税收收入。

印度离中国还有多远?——从经济表现、体制影响、发展现状预测两国前景

从中印两国经济表现看,印度发展潜力比中国低,而且有其无法克服的热带地理位置障碍,但它的增长率却接近中国,因此应给予印度经济发展较高评价。印度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都激活了其经济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领域成绩超过中国,一旦印度在人力资本上接近中国,那就会是印度经济真正起飞的时代。对中国而言,需要正确看待"铁公鸡"经济学,不能将中国经济成功诉诸国外直接投资和基建投资,而要加强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投资。

麻省理工的创新与创业

麻省理工学院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25800家技术依托企业，校友公司每年创造超过2万亿美元的年产值，这些闪亮的成绩都来源于麻省理工特有的“创新创业模式”。

实现基于产业支持体系的自主技术创新

哈佛大学商学院波特教授的研究表明。

请不要过度美化中国

比尔·盖茨（Bill Gates）最近宣称，中国创造出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崭新的资本主义形式”。除非他指的是外国消费者，不然那就是种怪论，因为中国的消费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直在稳步下降，这一迹象表明，中国的增长越来越多地受投资拉动，中国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已警告说，这是一种无法维持的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法则(下)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老的体制和老的运作方式变得过时了，从而要求个人、公司和国家相应地作出改变。

系统领导力:中国会成为系统变革的领袖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是任何单一的组织或政府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不仅仅是跨组织间的合作,而且是跨界的,即政府、商界、民间跨三界的合作。系统领导者是更大范围内促进系统改变的组织或个人。系统领导力可分解为三大核心能力:看清复杂、滋育热望、反思性汇谈。基于中国现在的影响力以及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会成为系统变革的世界领导者。

知识经济时代的成功法则(上)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老的体制和老的运作方式变得过时了，从而要求个人、公司和国家相应地作出改变。

知行合一 以知促行——专访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期权之父”罗伯特·默顿

罗伯特·C·默顿(Robert Caihait Mert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他建立了期权定价理论,从而开启了对期权定价模型进一步研究的大门。他提出了著名的“Merton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资产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领域,并为巧今蓬勃发展的金融工程学奠定了基础。

知识距离与中国海外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通途或天堑?

知识距离作为制度距离一个新近被关注的维度,是影响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对于试图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战略性资产以提升创新能力的中国企业而言。但已有研究却并未就知识距离与企业海外并购创新绩效的关系达成一致结论。基于知识距离的产生源头—国家制度中的国家创新系统这一视角,结合中国企业实践的新特征,采用制度理论视角,以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使用PSM-DID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国家间知识距离对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了企业技术知识结构(即技术多元化和技术专业化程度)和知识存量(即吸收能力)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技术多元化程度会加深该负向影响,而其技术专业化程度和吸收能力则能减弱该影响。同时,知识距离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内存在异质性: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知识距离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强。

美日经济比较的启示——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

莱斯特·瑟罗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与经济学教授。他研究的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世界经济与管理学 ,著述颇丰。他1996年撰写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 ,对资本主义经济和价值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中国的另一条道路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城市中心区的现代化建设。然而,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乡镇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努力功不可没。在经历了农村消费增长率因收入的低速增长而萎靡不振后,重振乡镇企业,发挥农民企业家精神,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或许是当代中国的另一条可行之路。

中国经济是如何起飞的?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是没有争议的。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有一个共识,即中国的发展不同于甚至挑战强调私有经济和金融自由的一般经济学理论。文章基于大量文献和一定的数据研究,认为私有经济、金融自由化、产权的安全性甚至政治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起了核心的作用。但是文献研究也表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施行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比如在农村的金融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全部被逆转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逆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和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步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印度崛起看“龙象比较”

在我看来．中印之间的比较．中国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经济体制：印度在哪个方面都比中国差，除了经济体制。

“中国模式”并不存在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我反对这种观点。

中国企业成长的烦恼

中国创造了从1978年至今30多年的“经济奇迹”。却几乎未能产生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集团。

中国真正的希望不在香港

【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1月19日】香港在向中国大陆提供资金的同时，还将中国大陆与世界市场对接起来，从而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然而，香港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向大陆最优秀的创业家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融资渠道。

制度: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

本文阐释这样一个经验的和理论的观点:经济制度不同是经济发展不同的根本原因。我们开发一个基本的框架,用以考察各国经济制度不同的原因。经济制度决定经济行为者的动机以及对他们的约束,而且影响着经济结果。经济制度是基于其后果的考虑而进行的社会选择。因为不同的集团和个人所受益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些社会选择上存在冲突,冲突的最终解决结果有利于拥有较大政治权力的集团。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是由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决定的。虽然合法政治权力由政治制度决定,但是具有较大经济力量的集团通常拥有较大的实际政治权力。因为现行经济制度影响资源的分配,而且当前拥有实际政治权力的集团会竭力变革政治制度以便在将来增加他们的合法政治权力。所以,这一合适的理论框架——其中我们将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以常量对待——是动态的,这些常量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政治制度将权力分配给从普遍产权的实施中受益的集团,或者政治制度建立了对权力持有者的有效约束,或者权力持有者抽取的租金相对较少,则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制度就会出现。

清算所可能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

金融影子是危险的。更危险的是人们不甚了解的影子与不可或缺的金融中介活动之间的互动。而最危险的是,官员和私营行业的高管鼓励某一类交易——此类交易理论上提供适度的风险缓解,但实际上在大范围积累起一种变相的系统风险。引发2008年9月灾难的,并不是Countrywide日积月累的亏损、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或者美国国际集团(AIG)濒临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