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匈、捷、斯四国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纵横谈

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均属前华约组织成员。在历史上,四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前苏联政府的压制,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政治转轨以及转轨之初出台的某些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在具体实践中,各国相继进行了政策调整,政治经济取得了基本稳定,文章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改革历史的状况。

希望实践:以斯洛伐克博桑学校为例

博桑学校（Theschool in Bosany）是一所公立学校，坐落于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中心区域，距离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大约140公里。博桑是帕提赞斯克区（Partizanske）的第二大镇，大约有4300位居民。学校除招收博桑镇的学生外，也招收邻近两个小镇的学生。这个辖区的失业率超过12％，相对较高的失业率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体验之换位——盛成(1899—1996)《我的母亲》(1928/1929年版与1935年版)的版本分析

移居海外的华人创作群中,作家们通常擅长双语创作。盛成正是其中一位多产的作家,由于相关传记的缺失,导致对他的认知度与其创作成果并不匹配。盛成的创作涉猎面很广,最杰出的是他的法语和中文创作或翻译（也有用意大利语和英文）,如自传体叙述文本《我的母亲》（1928）和《我、母亲与中国革命》（1929）。此作品先后被译成德语、英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此基础上,作者整合了这两部法语作品,于1935年完成了《我的母亲》。运用大量典故、转译,在结构和叙述方式上进行重新编排后,文际问互为参考,彼此替换,成为前后两个版本的最突出特点。故而,基于读者接受理论中个体对等价性的预期,两个版本的存在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创造性的个案。

未被倾听的声音——论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手稿

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手稿,是目前为止唯一留存的周氏兄弟合作翻译手稿,其价值自不待言。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通过文学史的研究和对米克沙特·卡尔曼的《圣彼得之伞》这一小说的匈牙利语原本及德语、英语、中文译本的比较分析,试图解决下述问题:周作人所依据的底本,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成就了其翻译文学;鲁迅的校订又是否提高了翻译质量,其成绩何在;这一翻译实践背后,周氏兄弟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究竟是否与奥匈帝国真实的文学、政经形势一致。

中东欧EQUIS、AACSB商校教育模式与汉语国际推广

文章通过对中东欧获得EQUIS、AACSB双项认证的著名商学院、卢布尔雅那大学孔子学院承办院校——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教育模式的研究,分析汉语国际推广与欧洲教育一体化及EQUIS、AACSB商校国际化指标建设的契合点,以期揭示在海外高水平经济类院校中推广商务孔子学院的可行性。

中国哲学概念里的“法”——从早期哲学经典到法家对“法”的诠释比较

文章旨在简要分析“法”字在早期中国哲学典籍及法家著述中的用法,试图证明在后来的法家著作中“法”字在法律、正义、惩罚等意义内涵上并没有改变早期哲学经典的诠释。

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

20世纪初,《圣经》被新文化运动先驱作为启蒙民心的精神工具,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后的朦胧诗人遭遇了理想的幻灭,在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吸引下,一反现代文学作家对待《圣经》的实用态度,而产生了准神学意义上的十字架情结:舒婷在《最后的挽歌》中渴望着灵魂的救赎、顾城在《英儿》中幻演着耶稣、海子更是用他的创作和青春的生命来模拟《圣经》。

浅析茅盾《少年印刷工》中的人文社情

茅盾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他的儿童文学创作虽然数量不多,却在当时荒芜的中国儿童文学园地,开垦出了一片新天地,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借鉴、深思和研究。《少年印刷工》是茅盾唯一一部关于“印刷”主题的文学作品,着眼于主人公做印刷学徒的无奈,立足于人文关怀,洞悉人格和人情,解读民生百态。以凝重沉稳的笔调,描绘了少年赵元生初入社会的心态;以客观冷静的眼光,审视了在困苦生活背景下人生的悲苦、人情的凉薄。茅盾在小说中还以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迷恋、疑惑。

冯至第七次重写《重读〈女神〉》

基于三份手稿,有机会重读冯至先后七次重写《重读〈女神〉》(1992年)的过程和原因。根据其语境,冯至在不同阶段所写的若干诗歌中所表达出的对五四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对于郭沫若诗歌从"凤凰涅槃"到"歌功颂德"有着"我不喊‘万岁’"的保留。文章对冯至的最后一首诗的文本选择了历时性表达,从对文字证物即手稿进行的研读中,显示出冯至出于尊敬而做了对事不对人的某种妥协的选择。

《红楼梦》与其斯洛伐克语译本的产生历史

在详细叙述曹雪芹著作的欧美译本后作者在本文阐述斯洛伐克语译本产生的特定原因及条件,并与在同时期同等艰难条件下克拉尔教授译著的捷克语版本做比较。在文中展示捷克语译本、斯洛伐克语译本同中文原著在翻译上的差异。解释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即在人脑中不仅反映'音',同时'形'和'义'并存),这样翻译到欧洲语音文字中不得不在翻译技巧上突破传统,以便适应以'音'为主的西方读者。欧洲传统翻译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文原著的汉字美,所谓汉语的'弦外之音'都很难在翻译中体现,所以多数在中国享有盛誉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为欧洲语言之后,大多只能停留在三流文学作品之列。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欧洲传统翻译理论指导下翻译的译本都未能在西方文学界引起应得的盛赞。至今很多西方文学评论家都不把曹雪芹列入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他并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作家齐名。作者黑山女士的斯洛伐克语译本是在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她认为译文对于读者来说要像原文一样亲切、流畅。《红楼梦》里大量优美的诗句也同样需要翻译家以极强的文学功力来翻译出韵味。作者潜心翻译《红楼梦》达12年之久,斯洛伐克读者反映斯语译本比捷语译本更有艺术魅力,引人入胜。曹雪芹的著作是旷世奇文,斯语译本提供给后来的翻译家一个样本,也引发翻译家们的思考,如何翻译同类古典中国名著,以至让世界读者公认,中国文学作品的的确确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文学是一个过程——瑞士汉学家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访谈

<正>周维东(后简称'周'):冯教授您好!对您进行访问,是因为您的研究在汉学家当中显得比较独特,您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作家手稿和文学转译,在国内外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都并不多见,它们都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最根本的来源问题。您曾经在您的著作《在拿波里的胡同里》~①的后记中,透露在这条研究道路上的寂寞,是什么因素促使您选择这个领域并一直坚持下去呢?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定义浅谈

人类一直都在收藏,这种"收藏天性"促使最初博物馆的形成。鉴于人性大同小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基本方式都极其相似。国际博物馆协会只需要一种博物馆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众多国家的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都有相同的定义。从严格的科学观来看,并没有公认的、可以被证实或者证伪的博物馆定义,因此博物馆定义需要约定,而博物馆定义不能和博物馆的使命混淆。国际博物馆协会应该确认并通过不是过于狭窄也不是过于宽泛的定义。

五四运动传播过程一瞥——1919年5月的长沙《大公报》

本文通过考察长沙《大公报》与五四运动相关的报道,探究五四运动的相关信息是如何从北京传播至长沙的,探究刊于该报的对五四运动各界评论以及内陆城市民众对于五四态度的变化。同时研究该报在编辑排版中,是如何一方面顾及广告商(其中很多是外国公司,包括日本公司)的口味,另一方面照顾读者的爱国情怀。通过这考察和研究可以窥见五四运动的传播过程,并为在全国层面上研究五四运动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鲁迅在德文世界

一、引人注目的开端与战后的卫道士自首篇以鲁迅为题的博士论文问世,德语国家即占据了鲁迅研究的先驱地位。然而,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却制约了它的影响力,以致于这篇详实全面的传记式文学研究论文——《鲁迅其人其作为中国革命的贡献》①在其发表后未能留下任何值得注意的后续痕迹,更不能奢望其能够激发相关的翻译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