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碳绩效、碳信息披露水平和企业价值的关系,揭示高碳排放行业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动机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碳绩效与碳信息披露水平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当企业碳绩效较差时,出于合法性动机考虑,碳绩效越差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当企业碳绩效较好时,出于信号传递动机考虑,碳绩效越好的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进一步地,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碳信息披露的成本和风险会对企业短期绩效造成负面影响,但显著提升了企业市场估值,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此外,媒体监督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后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媒体报道能够提高企业信息传递行为的可见度,从而调节企业碳信息披露动机;媒体报道还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降低企业和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代理成本,缓解碳信息披露对企业短期绩效的负面影响,增强其对市场估值的正向影响。本文为识别企业碳信息披露的不同动机,进而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主动、规范地披露碳信息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

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的行业逐步替代全要素能源效率较低的行业是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表现形式,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将非期望产出纳入考虑,本文构建SBM模型研究2009-2016年制造业各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GML指数计算及各项分解值的变动可以看出:(1)考虑了环境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较高的行业是新型制造业,这些新型制造业具备了带动和替代其他传统制造业的新动能;(2)基于GML指数的计算表明,大多数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在上升,而与规模有关的技术规模和规模效率在下降;(3)将SBM模型与GML指数结合分析,发现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累计变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处在线性趋势线上方的行业主要是新型制造业,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累计变动值更大,其有潜力在数年之后进一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制造业已经实现了部分的新旧动能转换,且后续会有更多的转换发生。

碳中和背景下中美欧印2035年碳减排力度及经济代价探究

根据《巴黎协定》共同时间框架,2025年前各缔约方要提交面向2035年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2035年的减排雄心将是连接当前NDC与长期碳中和承诺的重要纽带,对全球能否最终实现2℃/1.5℃温升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聚焦美国、欧盟这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印度这两个碳排放量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从衔接NDC与碳中和承诺的角度预估四大排放体2035年潜在的碳减排力度,并利用碳配额分配体系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探究对2℃/1.5℃支持情况以及减排经济代价。结果显示:(1)从NDC迈向碳中和,2035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可能比2005年下降73%~77%,美国碳排放可能比2005年下降61%~67%,欧盟碳排放可能比1990年下降65%~70%,印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可能比2005年下降51%~58%。(2)上述碳减排力度有可能支持全球2035年走上2℃温控目标碳排放路径,但若要支持走上1.5℃路径,美国和欧盟2035年要达到零碳乃至负碳排放,中国碳排放要降至50亿t左右。(3)在不合作情景下,2035年中国实现上述碳减排力度面临的GDP损失为0.36%~0.58%,与美国(0.36%~0.52%)相当,略低于欧盟(0.49%~0.80%),印度所处发展阶段相对滞后,GDP损失更易受碳减排力度影响(0.26%~0.81%);增强合作有助于以更低的经济代价实现碳减排,2035年四大排放体整体GDP损失有望从0.39%~0.65%下降至0.21%~0.41%。建议尽快深化面向2035年减排目标和实施路径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交流,以助力全球实现巴黎气候目标。

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研究

全国碳市场是我国实现“双碳”碳排放控制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我国应适时、合理地扩大碳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但是这个过程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包括地区和行业之间公平性问题、对部分行业产业竞争力的担忧、数据报告核查和质量管理的挑战、企业对碳价的成本影响的担忧等。为此,本研究遵循“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基于减排责任、管理成本、数据质量、配额分配难易度、国际政策影响5个方面,提出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优先序评估方法学。研究建议分4个阶段分别纳入7个行业,并针对配套工作和风险提出相关建议。

新型灵活性资源市场机制研究——面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

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的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完成“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能够平抑新能源波动性的灵活性资源将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目前中国电力市场处于初级阶段,缺少适应新型灵活性资源参与交易的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此,概述包括需求响应和虚拟电厂在内的新型灵活性资源的特征、分类和目前的发展规模,并以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电力市场为例,从参与主体范围、市场准入门槛、定价机制、提供服务类型和结算方式等方面,对需求响应和虚拟电厂参与电力市场的机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完善中国新型灵活性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机制的机遇与挑战。分析表明,中国应在相关标准和规范中明确新型灵活性资源市场主体地位;根据灵活性资源参与市场的成熟程度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调整市场准入门槛;推动市场竞价机制,不断完善市场出清模型,从而充分发挥市场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促进新型灵活性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

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形势下完善我国碳核算体系的对策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为由组建了绿色贸易“碳壁垒”,试图利用碳排放核算和认证优势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抑制影响。面对这些新挑战,我国需完善碳核算体系建设,助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本文以完善我国碳核算体系为研究目标,总结了碳核算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进展,介绍了国际绿色贸易机制的核算报告要求,并采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我国碳市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在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支撑及质量保障体系3个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碳市场在核算方法上与国际绿色贸易机制具有一致性,但在碳足迹体系、数据支撑及质量保障体系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我国出口型企业依赖现有的核算体系将不足以应对“碳壁垒”,而核算体系的差异性可能进一步影响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为此,我国应秉持坚决反对缺乏公平性的绿色贸易壁垒这一基本立场,同时采取完善碳核算体系的具体措施:完善产品层面的碳核算体系,建立具有高公信力的排放因子数据平台,加强科研机构的研究支撑,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尽快建设受影响企业的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能力。

环境权益交易中的碳减排效益重复计算风险及应对

环境权益交易能够帮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既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我国有多种与碳减排相关的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在同时运行,它们之间的交叉重叠和不完善的核算规则体系可能导致巨大的碳减排效益重复计算风险,从而影响环境完整性。文中系统分析了我国与碳减排相关的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及其可能导致碳减排效益重复计算的机理。为避免碳减排效益的重复计算风险,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建立统一的管理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明确各种机制的定位与边界、避免不同机制的交叉和冗余等方面入手,加强机制之间的协调,优化总体的规则设计。

数据中心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迅速,耗电量同步快速增长,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的背景下,将数据中心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全国碳市场)可以引导数据中心提升能效和使用清洁电力。该文参考全国碳市场运行基本原则,从数据中心各组成部分的运行特征出发,提出数据中心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法、碳排放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控制与绿色电力交易等管理机制,并提出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数据中心责任主体与规模边界建议。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欧盟即将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其实现气候和能源目标战略的一部分,试图为境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减少碳泄漏的风险。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会增加我国向欧盟出口产品的成本,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论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我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基于欧盟当前的碳价水平定量评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向欧盟出口产品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出台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覆盖范围较窄,且主要考虑直接排放,虽然对覆盖部门的影响较为显著,但对我国与欧盟的总体贸易影响较小。不过,考虑到后续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的政策调整方向,我国对欧盟的出口贸易可能在未来受到更大的挑战。

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基本框架研究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是保障能源安全和抑制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在体系上存在国家规划与区域规划之间的不衔接、区域规划的可实施性差、规划编制与国家实际情况不一致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基本框架模型,给出了规划的原理、内容和基本功能,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提供了基本思路。

基于VIKOR多属性方法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评价研究

VIKOR多属性方法能有效解决多指标冲突问题。可再生能源规划要综合权衡各类可再生能源技术对能源、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跨越时空的影响,而对能源、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的这些指标通常是互相冲突的,为此把VIKOR多属性方法引入到可再生能源规划领域。根据可再生能源技术评价的特点,建构了三层十个不同属性的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VIKOR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评价模型,指出了其方法和步骤。并利用该方法,对某省的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小水电、地热能、太阳能热水器、大中型沼气工程、户用沼气、生物质柴油、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潮汐发电十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协同效益进行了评价,从而为该省2020年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发展战略提出政策参考。

能源–水关系研究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梳理了目前能源–水关系相关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发现目前能源–水关系的单向研究较为集中,而能源–水关系的协同研究较少,提出需要强化对于能源和水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建立国内用能用水的分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数据信息系统,研究能源–水关系的影响途径和适应机制,探索能源–水关系的相互影响极其评价体系与方法,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能源和水问题。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国际跨区碳市场及其能源经济影响评估

建立全球性跨区域碳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方式而一直备受关注。即将在2015年建成的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成为国际跨区域碳市场的重要尝试。为分析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跨区碳市场的全球减排效果及其对各参与国的能源经济影响,本文采用表达能源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出定量研究。模型将全球经济体分为20个经济部门和19个区域,并刻画有17种能源生产技术。同时为模拟全球碳市场政策,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与化石能源消费相绑定的必要投入考虑到经济部门的各个生产与消费环节当中。在外生设置碳排放配额的同时,模型允许碳排放权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进行交易。考虑到全球碳市场的进展速度,本文选取2020年为研究时点,分别设计了四种情景(参考情景、独立碳市场情景、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以及中国-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来探讨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三国参与下的全球碳市场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各国2020年减排目标约束下各国碳市场的排放权价格有较大差别,澳大利亚碳价最高(32美元/t CO2),欧盟价格稍低(17.5美元/t CO2),而中国碳价最低(10美元/t CO2)。同时尽管中国的相对减排量(3%)低于欧盟(9%)与澳大利亚(18%),中国的绝对减排量也远远大于欧盟与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相对减排成本较低,中国加入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促使国际碳价从22美元/t降至12美元/t,欧盟和澳大利亚分别向中国转移71%和81%的本国减排任务,同时分别获得0.03%和0.06%的福利增加。由于排放约束影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提升1.4%,煤炭发电量下降3.3%,而清洁能源发电量则上升3.5%。

低碳环境友好技术国际转移博弈论研究

促进低碳环境友好技术的国际转移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论文探讨博弈论方法在此类技术转移研究中的应用,通过建立起转移双方国家间宏观博弈、企业间微观博弈的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从企业、国家、国际社会三个层面综合分析重点影响因素。该模型中宏观参与人为双方国家,微观参与人为双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最后,就促进我国引进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如坚定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积极立场、建立国际技术交易信息平台和优化技术引进项目资金支持机制等。

实验经济学中多主体博弈仿真框架研究

在实验经济学中,为了研究有限理性行为,提出构建一种基于有限自动机的多主体博弈仿真框架。在该框架中采用有限自动机表示组织和个人行为,采用面向对象的可视化界面控制技术构造有限自动机,利用人工智能中的语言翻译技术把有限自动机翻译成线程,并对线程采用串行调度和并发调度的方式来实现多主体的序贯博弈、混合博弈及演化博弈。在博弈过程中采用遗传算法产生新的有限自动机。最后仿真了三人囚徒困境重复博弈中的战略演化过程。

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理论研究

能源规划是对一段时期内能源发展所做的计划、设想和部署。能源规划按照地域可划分为国家能源规划和地区能源规划;按照性质可划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发展规划,最近还陆续提出了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发展规划等;专项能源规划介于综合能源与能源行业发展规划之间,它既是对综合能源规划的补充,也与其他专项能源规划有着紧密的联系。与能源规划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规划包括经济社会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国土规划、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已成为综合能源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可再生能源规划与单一能源种类规划的区别在于:规划对象范围不同;规划的工作基础不同;对于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的目的和作用也有很大不同,这也导致政策措施上的差异。与农村能源规划的区别是,当前所讨论的可再生能源都是具有交易价值的商品能源,而农村能源规划涉及的沼气、薪柴等仅起到当地补充能源的作用,属于非商品化能源产品。我国能源规划主要从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关信息收集、能源供需平衡分析、投资和其他财务预算方案编制等几方面来制定。

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对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的评述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是在世界经济、能源、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全球气候治理等战略格局经历着深刻调整,新一轮国际气候谈判正在进行期间完成的。本文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的主线思路论争,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评价的概念体系构建,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趋势与动因,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的转型路径,支持路径转型的体制与政策选择和减缓气候变化知识体系与方法学发展等方面,对该报告进行了评述,并从中国低碳发展战略方向与政策取向、未来如何正确解读与应用该报告的科学信息和结论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交通部门CO_2排放、能源消费和交通服务量达峰规律研究

交通部门是快速增长的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部门,其CO_2排放峰值出现的年份和峰值排放水平已成为影响我国能否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的要素之一。本文将交通部门的CO_2排放进行KAYA公式展开并动态化,推导出交通部门CO_2排放峰值、能源消费量峰值和交通服务周转量峰值出现时的必要条件,以及三个峰值出现顺序的一般规律,即:交通部门CO_2排放量的峰值将最早出现,该峰值出现时交通部门能源消费的碳强度年下降率将大于交通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交通能源消费量峰值将随后出现,届时交通服务量的能源强度年下降率将大于交通服务量的年增长率;交通部门服务量达峰将最后出现,此时单位GDP的交通服务强度的年下降率将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并最终实现与GDP增长脱钩。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对我国交通部门的CO_2排放、能源消费和服务量达峰进行情景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综合采取燃油税和碳税等财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加速燃料替代、提升交通工具能效等措施,我国交通部门才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CO_2排放达峰,峰值时的CO_2排放量约为12.3亿t,在2045年左右实现交通能源消费量达峰,峰值水平约为7.4亿t标准煤,在2050年前交通服务周转量很难出现峰值但其增速将十分缓慢。与美国、日本和欧盟交通部门峰值出现年份的发展阶段相比较,我国交通部门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阶段特征十分明显,三个峰值陆续出现的特点更加显著。为此,我国交通部门要全面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综合的交通政策体系,以发展低碳交通技术为重要抓手,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的减排手段,全面提升公众的低碳出行意识,进而加速我国交通部门CO_2排放峰值的早日到来。

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热点及主要趋势

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关系着人类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实现绿色低碳经济转型,解决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既是国内突破资源环境制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必须采取的战略选择。文章基于国际能源与气候变化前沿期刊,对相关研究热点进行了梳理、识别和分析,发现能源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国际治理制度、能源体系变革与低碳发展路径等方面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提出国内应该强化在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评价体系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