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甲鱼类(有颌脊椎动物干群)系统发育多样性的衰落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

节甲鱼类是盾皮鱼类(具颌的有颌类干群)中多样性最高的类群,以占据较高营养级而著称,特别是在它们演化历史的后期。尽管节甲鱼类的化石记录相对完整,但以往对节甲鱼类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每个地质历史阶段的分类单元数量(原始多样性),其结果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程度较差。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包括219个属、450个种的详尽的节甲鱼类数据集,并根据之前许多系统发育研究结果,将其中大部分属种整合置入一个人工超树中,以进行系统发育多样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幽灵支系的存在之后,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变化曲线与原始多样性曲线截然不同。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呈现出典型的早期爆发的模式,在早泥盆世(洛赫考夫期-布拉格期界线)达到峰值,随后伴随一系列事件发生下降。在前4个事件的附近,节甲鱼类的系统发育多样性都只经历微弱的下降,总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在后3个事件,特别是弗拉期-法门期界线和泥盆纪-石炭纪界线两大事件发生时间附近发生急剧下降,并且直到该类群在泥盆纪末完全灭绝之前,都未出现恢复迹象。而节甲鱼类的原始多样性除了在弗拉期-法门期事件的时间出现下降,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下降都不明显。

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哺乳动物破碎长骨反映的古人类行为

马圈沟遗址是东北亚地区年代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现已发现并确认距今1.76~1.26 Ma之间的17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层,为探讨早更新世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的扩散与生存适应方式提供了关键材料。本文以距今1.66 Ma的马圈沟遗址第3文化层2001~2003年出土的大、中型哺乳动物长骨为研究材料,开展骨骼破碎方式的分析。研究表明,这批长骨化石以残段及残片为主,通过对它们的断口形态和质地,特别是破裂断口的角度进行测量、统计以及分析,发现大多数长骨是在新鲜状况下破裂的,而古人类很可能是敲碎骨骼和取食骨髓的主体;食肉类动物也造成了一些骨骼的破裂,但应该发生在古人类的行为之后。本文是首次对中国北方早更新世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破碎方式进行的系统分析,为讨论早更新世古人类与食肉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近5年全球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研究概况

古脊椎动物多样性数据资源是研究地球历史以及深时生命演化的重要信息来源,古脊椎动物物种名录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及时了解古脊椎动物分类单元数据的更新,可以实时掌握古脊椎动物多样性的研究热点,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基于“深骨”数据库,文章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5年古脊椎动物不同类群新分类单元的年变化特征、分布地、发表期刊以及主要贡献的机构进行了梳理。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全球新增古脊椎动物分类单元2662个,涉及文献1946篇,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和文章数量均呈下降趋势。近5年全球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模式标本主要分布在古脊椎动物化石资源丰富、经济和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中国、新西兰、阿根廷和德国。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Cretaceous Research、Historical Biology、PeerJ和Journal of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等刊物是新分类单元发表的主要载刊,而贡献度最高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且各机构的研究合作十分密切。中国古脊椎动物分类学的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未来还应该继续加强古脊椎动物多样性基础数据积累,为探讨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提供支撑。

脊椎动物内耳迷路的形态与演化

脊椎动物内耳迷路是听觉和平衡觉器官,对其形态和结构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高精度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化石脊椎动物内耳迷路的研究。通过测量对比和多元统计分析,可以预测或估计动物的运动方式。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内耳迷路的半规管部分、前庭窗和前庭水管都是非常稳定的结构,自四足动物首次出现以来,这些结构的基本形态和空间位置关系一直保持不变。相反,内耳的压力释放机制经历了复杂的趋同演化过程,不同脊椎动物类群中被称为蜗窗、外淋巴孔、蜗水管等的结构并不一定都是同源的。耳蜗的延长和弯曲也发生了很多次,发育有骨螺旋板和第二螺旋板、并呈蜗牛状卷曲的耳蜗只发生在树掠兽类+文氏掠兽+后兽类+真兽类这一支系中。

文化现代性与行为超级适应性之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系列课程纪要

本文是康纳德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做系列讲座的内容概要,包括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的介绍,及其团队通过对四处重要遗址(群)长期发掘所研究的人类演化重要学术问题的成果:1)Schoninge遗址及相关问题;2)南非Sibudu遗址和其他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及早期现代人行为;3)Tonchesberg,Wallertheim等遗址的发掘与尼安德特人石器技术的多样性;4)Swabian Jura洞穴发掘和艺术、音乐的起源。通过此次系列讲座,他与中国学者分享国外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方法、旧大陆西部不同区域遗址的考古学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交流与合作研究,共同推进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

中三叠世脊椎动物生物地层的高精度时间校准:铀-铅锆石法测定的中国肯氏兽动物群和永和鳄年代（英文）

四足动物组合带是全球陆相三叠系对比的有力手段,但是迄今为止中三叠世的四足动物组合尚没有可靠的时间框架。报道了5个采自二马营组和铜川组,与四足动物化石共同产出的火山凝灰岩样品的锆石化学剥蚀-热电离质谱法年龄。结果表明中国肯氏兽动物群时代为安尼期晚期,而永和鳄的时代为拉丁期早期。通过生物地层对比,这一结果还为其他中三叠世的四足动物组合,如南非的犬颌兽带上部、俄罗斯的引鳄动物群以及新疆的克拉玛依组提供了准确的年龄。鄂尔多斯盆地下中三叠统界线应低于二马营组底界。

安徽潜山盆地古新世地层和脊椎动物概述（英文）

潜山盆地中、新生代红层由一套单斜的碎屑岩组成,划分为上白垩统高河埠组、古新统望虎墩组(分为上、中、下三段)和痘姆组(分上、下两段)。1970年以来,在潜山盆地的持续调查发现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迄今为止,潜山盆地古新统共报道了45属61种(含9个未命名的种)脊椎动物,包括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其中哺乳动物最为丰富,共有33属46种(含7个未命名种),分属10个目16个科。根据化石产出的层位,可以在潜山古新统中识别出7个化石层位。基于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学证据,望虎墩组下段至上段下部可以大致与广东南雄盆地上湖组和江西池江盆地狮子口组对比,对应于亚洲陆相哺乳动物分期的上湖期;望虎墩组上段上部和痘姆组可以与南雄盆地浓山组以及池江盆地的池江组对比,与浓山期相对应。综合我国几个古新世盆地的古地磁研究结果显示,上湖期可以大致与北美陆相哺乳动物分期的Puercan和Torreionian对比,浓山期则与Tiffanian早中期(Ti1-Ti4a)相当。上湖期和浓山期还可以进一步与国际地质年表中的丹尼期(Danian)和塞兰特期(Selandian)对比。因此,潜山盆地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的时代属于早、中古新世。

朝向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共业:古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交叉与整合

对于方兴未艾的现代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在遗传学、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三个领域内进行。学者们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出自非洲说"、"融合说"等观点与假说,有的学说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究其原因,除了相关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只是在局部问题与材料上做分析和解释,尚无法得出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结论外,由于不同学科存在研究对象、方法和思路的不同,学科间缺少了解、沟通与协作,出现一些学术语言和研究结论不被彼此理解和接受的情况,存在一定的误解与无谓的争论,影响了相互之间的借鉴、互动和成果的共享,进而妨碍了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并达成学术共识。其实,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每个学科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在解决人类起源与演化这样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能包打天下,独享其成。因而,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研究问题、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必要举措。

人类起源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人类起源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之一,对其研究会触及很多哲学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古人类学和生物学研究中的进展为基础,简要概述了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大历史,对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神创与演化、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推动力、劳动的性质和作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从灵长类起源开始算起,人类演化至少有5600万年的历史,如果从演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猿分异算起,也有700~800万年的历史。人类作为一类生物有机体,作为人类主观世界的承载体,人类存在的本质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甚至不可能有一个被大多数人认可的答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本质上即是自然的存在,人类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的存在。人类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特征,即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在人类起源研究中,应该从生物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不同角度对人类存在的本质加以研究。哲学层面上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科学问题,不存在科学研究上的检验标准。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有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个目的和意义就是“存在”。虽然传统的神创论已经不再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主要部分,但是以智能设计论为代表的思想,仍然在试图回答超自然力量和智慧事物是否发生和发生的原因。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其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与其他生物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驱使人类演化的动力是内在的遗传因素与外在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曾有过激烈的讨论。从现代古生物学、考古学、动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实证出发,无法给“劳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的劳动本身就是人类在生存和繁衍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状态。对偶然事件的积累加以记录,即得到量变的过程,当量变积累到可识别出秩序和层级的程度,就可以把这个变化定义为质变。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质变,也是在无数偶然性变化积累到可定义的程度才出现的。自我意识和思维,不是人类所特有的。宇宙中复杂系统发展出可以思维的能力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但是具体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哪种事物中,则受偶然因素的控制。

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哺乳动物群概览及若干新认识

泥河湾盆地最初以其广泛分布的含化石河湖相地层而受关注,并以其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著称于世,而今,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重地和研究第四纪地质古生物的重要场所。狭义泥河湾动物群(或下沙沟动物群)是我国北方早更新世的标准动物群,其古地磁年龄是2.2-1.7 MaBP。随着地层古生物工作的深入开展,盆地内也发现了若干中-晚更新世化石点;丁家堡水库全新统中发现的象颊齿,之前被鉴定为亚洲象,新的测年数据表明其时代大于5万年,依据牙齿测量数据和形态特征,本研究将其归入诺氏古菱齿象。目前已在泥河湾盆地发现百余个化石地点,鉴定出236种(包括未定属种)哺乳动物,分属于8目、32科和121属,其中38个属种(包括亚种)最初是以泥河湾化石材料而建立。总而言之,泥河湾盆地哺乳动物化石以早更新世者居多,并且化石材料保存完好;有些属种在欧亚大陆古北区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早期猛犸象、披毛犀、野牛及真枝角鹿等,还有直隶狼、貉及各种真马。泥河湾盆地由于河流和断层切割以及沉积相变等原因,导致各个化石点及史前考古遗址地层难以直接对比,更难全窥盆地内动物群演化的整体脉络;新的生物地层对比研究表明,桑干河南岸的岑家湾台地周缘的早更新世化石点,其主化石层位与下沙沟地区经典泥河湾动物群的层位大致相当。泥河湾盆地哺乳动物化石主要产自细砂、粉砂及黏土地层;化石成堆产出或者呈条带状及凸镜状分布的特点,多数与水流搬运有关。除过1枚豪猪牙齿和少量麂类化石之外,泥河湾盆地第四纪哺乳动物群中几乎不含东洋界动物,总体反映了干冷草原为主的古环境背景。

泥河湾盆地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人类的适应行为

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1.25-0.7 MaBP)是晚新生代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时段之一。该时期大陆内部干旱化加剧,北半球冬季温度迅速下降,动植物群发生变化,对古人类的环境适应能力提出新的挑战。泥河湾盆地发育我国北方第四纪典型的河湖相沉积体系,其间富集众多早-中更新世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探讨更新世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行为的关键区域。本文选取盆地内岑家湾台地飞梁、麻地沟、岑家湾和东谷坨等重要遗址,通过多指标的统计分析,解读中更新世气候转型期古人类的适应策略。研究结果显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古人类获取石器原料的途径,不同遗址利用者对不同原料的选择和利用主要和遗址距离原料的远近有直接关系,而针对不同原料类型采取的差异化开发策略,预示着古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尽管锤击法是古人类常用的剥片技术,但是砸击技术可能与本地原料质量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作为锤击法的有效补充,砸击技术的运用或许与古人类的认知水平提高存在关联。石核和石片的特征表明,该时期古人类对石核开发利用程度显著提高,剥片技术多样化,灵活性增强,展示了计划性和认知能力的提高。对优质燧石原料的青睐一直是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主要策略,该时期修理类产品不仅种类增多,加工方式多样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加工精细的小型刮削器、钻、尖状器、凹缺器、齿状器和多边修理工具等产品增多指示对多种功能的适应,暗示古人类对区域生态景观多元化的积极响应。古人类灵活的技术多样化策略可能与其认知水平的提高存在关联,而气候与环境波动造成的生存压力等多方面叠加因素,可能共同作用于古人类的认知行为上,促使人类调整技术,适应多变的区域环境。本研究对探讨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古人类生存行为演化与环境关系、人类对东亚高纬度半干旱区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宿迁嶂山地点晚更新世脊椎动物化石

嶂山化石地点位于淮河下游、马陵山南端的人工河——新沂河的河床上。该化石点最早报道于1953年,是淮河下游为数不多的更新世化石点之一。本文报道了嶂山化石点近年新出土的一批动物化石,动物群包括:龟鳖类、扬子鳄(相似种)、虎、淮河古菱齿象、蒙古野驴、梅氏犀、李氏野猪、河套大角鹿、葛氏斑鹿和草原野牛。嶂山的扬子鳄(相似种)是该物种在更新世化石记录中分布最北的,而草原野牛则是该物种最靠南的化石记录。嶂山的古菱齿象被归入淮河古菱齿象,因其齿板数多于纳玛古菱齿象,而牙齿尺寸大于诺氏古菱齿象。嶂山河套大角鹿的下颌提供了该物种仅有的下颊齿列长度数据,证明晚更新世的河套大角鹿具有相对弱的角枝、纤细的下颌和延长的齿列,支持了中国大角鹿属(Sinomegaceros)在角枝粗壮度、下颌肿厚度和齿列长度之间的演化关联性。嶂山动物群中蒙古野驴、河套大角鹿是典型的晚更新世物种,且成员多为绝灭种,推断年代很可能为晚更新世的早段。嶂山动物群组合反映了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显示当时的骆马湖一带兼有湿地、森林和草地。嶂山化石点也为马陵山地区旧石器遗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生物地层学参照。

国内外古脊椎动物数据库综述

近20万年来地球生物多样性及地球环境经历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尤其是过去11000年以来人类活动加剧了地球环境的恶化和物种的快速消亡,有部分学者提出人类正经历地质历史上的第六次生物集群灭绝事件。古今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融通,将现代生物多样性问题放进地质历史的框架中分析,是认识生物和环境协同演变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预估人类、生态系统以及地球环境未来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此,依赖于数据积累的一门新型学科:保育古生物学正在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化石数据资料的积累,并建立了多种门类和不同用途的数据库,如启动于1998年的PBDB(Paleobiology Database)等。这些优秀的数据库提供了高质量的在线免费服务,并已产出不少重要成果。文章介绍了国内外古脊椎动物学领域的相关数据库及数据驱动下的重要研究实例,希望借此为深时数字地球计划(Deep-time Digital Earth)整合和共享开源的古脊椎动物大数据提供参考。

哺乳动物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揭示早期人类演化与环境关系

早期人类演化、扩散、技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前沿与热点。本文梳理了环境变化与早期人类演化关系研究中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历史、原理以及取样方法,与此同时,介绍了不同学者利用哺乳动物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在早期人类演化与环境关系探索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对东非早期人类奥杜威技术向阿舍利技术转变过程的环境机制探索等案例做了阐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我国华北地区作为早期人类扩散至东亚最集中的证据所在地,人类适应方式表现出多样化的应对方略。探求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行为方式产生的环境机制,一直缺乏来自遗址的有效气候与环境信息的佐证,因此,作者认为运用哺乳动物牙釉质稳定同位素分析探讨环境变化与早期人类技术演化关系,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前景,并对研究材料、研究区域及相关科学研究的潜力进行解读。

泥河湾盆地火山角砾岩原料的热处理实验

泥河湾盆地内发现了众多以精致楔形细石核为特色的细石器遗址。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此类石制品组合进行了技术、类型等方面的研究,但其石料来源、石料是否经过热处理等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本文开展了盆地内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常用原料火山角砾岩的调查和热处理实验研究。研究表明,泥河湾盆地六棱山基岩中的火山角砾岩,直接使用时,难以满足楔形细石核压制剥片对原料品质的要求;经过600°C的热处理后,其抗力性降低、延展性提高,剥片性能显著提高,可很好地进行楔形细石核的系统压制剥片。基于实验观察,同时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下卜庄遗址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了石料热处理行为的线索。对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开展系统的石料热处理研究,有望揭示盆地内古人类对石料热处理的复杂行为。

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演化区域连续性与多样性的化石证据

以往,在东亚大陆发现的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被分别归入直立人和古老型智人。这种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化石形态特征以及年代。魏敦瑞对周口店第一地点人类化石研究描述的一些头骨、下颌骨和牙齿特征通常被作为判定直立人的标准。根据这些化石的年代分布,一般将3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晚期作为划分直立人与古老型智人的大致年代界限。近20年来,在非洲、欧洲和东亚新发现了一些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目前古人类学界对中国更新世中期人类化石特征及演化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最近对大荔、许家窑、盘县大洞、许昌、华龙洞等人类化石的研究显示,近30万年以来东亚大陆人类演化呈现复杂的多样性,将这一时期人类全部归入古老型智人难以准确反映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及规律。本文结合近年中国更新世中期人类演化研究进展,选择部分具有演化及分类价值的形态特征,分析这些特征在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化石的表现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更新世中期中国古人类演化模式做了尝试性探讨。本研究发现,周口店、和县、沂源、南京等中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呈现有较多的区域性特征,形态特征表现相对稳定;而大荔、金牛山、许家窑、许昌、华龙洞、马坝、盘县大洞等中更新世晚期人类在化石形态特征表现复杂多样,变异范围大。此外,在这一时期人类化石上发现较多与生存活动、健康、环境适应有关的证据。根据这些发现,作者认为中国中更新世早期组人类演化以形态连续性为主;进入中更新世晚期,中国古人类演化区域性特征减弱,演化模式以多样性为主。一系列新的化石发现和研究证据提示中更新世晚期东亚大陆可能生存有不同的古人类成员。根据目前掌握的化石形态和年代证据,大约30万年前是中国更新世中期演化变化关键时间节点。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

华龙洞遗址发现于2004年,先后于2006和2014～2017年进行了5次发掘,期间发现了若干古人类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本文是对2014～2016年出土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已鉴定出8目24科43种(含未定种)哺乳动物,其中以偶蹄类化石最丰富。化石保存状况较差,以碎骨为主,牙齿较少,完整骨骼更少;但骨骼上鲜见啮齿类啮咬痕迹。华龙洞动物群与南京汤山猿人遗址、和县猿人遗址及重庆盐井沟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尤其是与和县猿人遗址及南京猿人遗址动物群最为接近,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都含古人类化石;2)都不含第三纪动物群的孑遗分子;3)都含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大熊猫、剑齿象、巨貘及猪獾等),同时也都含一定量的北方属种,但华龙洞含北方成分相对较少,只发现翁氏麝鼩、麝鼹、变异仓鼠、布氏毛足田鼠、棕熊、李氏野猪、葛氏斑鹿及大角鹿等,华龙洞的大角鹿是该属分布最靠南的地点;4)都含有剑齿象而不含晚更新世常见的亚洲象;5)都含有大量头后骨骼,与以含单个牙齿为主的其它南方洞穴迥然有别。从化石保存状况及属种组成判断,华龙洞堆积时代与和县猿人遗址最为接近,也是中更新世。由于遗址尚未完全暴露,其堆积性质尚不清楚;但从蝙蝠类化石判断,很可能与洞穴堆积有关。

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古人类“行为现代性”及演化意义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及其行为的演化与扩散是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本文对水洞沟第2地点生态、技术、经济社会组织和象征行为方面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于不同的文化层揭示出了不同的创新行为,它们分别预示了不同的演化意义。距今4~2万年间中国北方连续发展的石片石器技术系统从人类行为角度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假说,在此理论背景下,探求中国古人类的行为创新需要关注人类行为的演化历程,进而总结创新表现,而非将总结自欧非等地区的现代行为清单与中国的考古学材料简单比对,进而讨论行为的现代与否。现代人出现后中国古人类行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促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行为变异性及不同适应策略产生的原因,而非将一系列的特征总称为现代行为;同时提醒学者们不应以总结自旧大陆西部的现代行为清单衡量和定性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生物学属性和社会行为能力。

贵州毕节发现古人类化石与哺乳动物群

2008年12月在贵州毕节团结乡首次发现麻窝口洞化石点,经2009年、2012年和2013年3次发掘,在麻窝口洞上部砂质黏土地层中共发现了四千余件哺乳动物牙齿化石。2013年7月发现的3枚古人类牙齿,分别为左上犬齿、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人类牙齿尺寸偏小,臼齿咬合面沟纹简单,没有复杂的咬合面皱纹和附尖齿带结构,牙根短而不显粗壮,上述特点有别于我国已经发现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可归入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与人类相伴的哺乳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共计8目20科43属53种,动物群组合反映出亚热带森林生态环境。根据动物群的时代特点,地貌地层及堆积物的光释光年代测定,指示毕节麻窝口洞古人类的时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晚期,或者晚更新世早期,毕节古人类牙齿的发现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的起源及演化增添了新的证据。

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及其演化意义

欧洲与亚洲古人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演化研究的关注点。基于对化石形态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与欧洲古人类之间在更新世中、晚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并提供了支持基因交流的系列形态证据,但古人类学界对其中一些形态特征的人群属性、功能意义及形成机制存在不同认识。本文采用釉质外表观察和CT扫描方法对卡氏尖在98枚中国古人类上颌臼齿化石的出现和表现情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并与非洲和欧洲古人类进行了对比。本研究发现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具有较高的出现率(27.6%-62.5%)和多种形态表现。此外,在多枚中国古人类上颌臼齿发现两个通常只出现在在黑猩猩和非洲早期人类的原始卡氏尖表现:齿带-原尖脊和齿冠舌侧横行沟及屋檐状结构。基于这些发现,作者支持卡氏尖是从猿类,经过不同演化阶段的古人类,一直延续到现代人的一个古老特征的观点。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的表现特点提示出现在中国古人类的卡氏尖更有可能是古老原始特征的残余。本研究显示,卡氏尖在中国与欧洲古人类都具有较高出现率,而卡氏尖在中国古人类的表现程度较同时期欧洲古人类更为显著。因此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可信证据支持卡氏尖是中国与欧洲古人类之间基因交流的造成化石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