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的制度逻辑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受损现象屡见不鲜,尽管实践中已有应对机制,但系统高效的制度建构仍待开展。制度逻辑的厘清是制度建构的前提,一方面,需要明确求偿主体、赔偿责任主体、赔偿对象与客体、赔偿原因及赔偿范围等内部构成;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对既有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相关制度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相关制度的外部界分,以探求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专门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空间。在此基础上,以功能适当与规范适格为导向,采用整体性思路疏通制度运作路径,形成致力于自然资源资产损害救济的制度合力,以实现节省制度构建成本、预防制度冲突、更好地维护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权益。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权利体系及其行权方式探讨——基于委托代理机制的视角

研究目的:立足委托代理机制新语境,探索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权利体系,明确所有权行权方式,为落实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提供实践参考。研究方法:从自然资源资产属性特征出发,建立“功能—结构”因果关系框架,分析所有权权利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和关键路径。研究结果:(1)“家底清晰,权属明确”“市场完善,配置高效”“综合治理,绿色发展”“权益保障,全民共享”是所有权的基础、核心、关键和主导功能定位;(2)统一调查监测与确权登记、统一资产规划与处置配置、统一保护与资产合理利用、统一资产管护与收益分配、统一损害发现与核实追偿、统一监督考评与资产报告为所有权的六大权益结构;(3)构建了包括管理权、使用权、保护权和监督权的所有权权利体系;(4)通过纵向“直接行使/委托代理行使”和横向“统一行使、分类管理、统一指导”明确央地政府间、地方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间的行权关系与权责边界。研究结论:构建内容明确、权责对等、保护到位、监督有效的所有权权利体系是完善产权制度体系的关键一环,着力应对新时期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需求。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与经验研究

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合理使用和有效保护、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提炼三江源国家公园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典型实践,梳理其改革经验与启示,为探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积累“青海经验”、做出“青海贡献”。

青海省班玛县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研究

以青海省班玛县为例,运用替代工程法、市场价格法、影子价格法等方法对该地2020年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进行核算与分析。结果表明,班玛县2020年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总量为196.43亿元,其中涵养水源价值、固碳制氧功能价值、水土保持功能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这4种生态价值是班玛县森林资源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占总价值的93.92%。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优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政策与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以及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以期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也为其他地区的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提供案例参考与方法借鉴。

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政策效应研究——以江西省余江区为例

研究目的:以江西省余江区为例,评估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宅基地制度改革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并运用“三步法”检验人—地—业三要素互馈互补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宅基地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余江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但提升幅度呈现倒“U”型变化规律;余江区“宅改”通过促进城乡劳动力、土地、资本要素流动和重组推动城乡融合水平提升,但各要素组合的作用程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宅基地制度改革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城乡人—地—业要素的协同联动;未来应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促使政策边际效应拐点后移;协同推进多项改革措施,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以广西贺州市为例

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前提。将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引入广西贺州市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研究中,基于阻力约束视角开展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业用地扩张阻力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结果表明:(1)生态用地扩张阻力以各生态保护源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农业用地扩张阻力由贺州市中部向四周递增,建设用地扩张阻力呈中部低、四周高的特点;(2)依据各类用地扩张的适宜性将贺州市划分为生态保护核心区、农业生产核心区、建设开发核心区、生态保护涵养区和生产生态拓展区,其空间分布与贺州市现状用地布局相符且契合相关规划的用途分区及管控要求。与传统适宜性评价相比,基于扩张阻力评价的适宜性分析综合考虑了各用地类型的垂直自然要素和水平扩张作用,为具体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研究明确了各功能区的分布并提出对应的发展建议,能够为贺州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供依据与指导。

国家资源下乡与过程管理: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乡村治理被卷入系统性、结构性的形式主义困境当中,这与乡村治理转型有关。随着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既有的结果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农村基层管理的需要。地方政府遵循工具理性,采取以行政规则为基础、以合规化为目标和以痕迹管理为手段的过程管理方式,推动乡村治理规则从社会规则向行政规则转变。以行政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与非程式化、复杂化的乡村治理事务不适配,导致乡村治理形式化、繁琐化和形式主义内卷化困境。破解乡村治理形式主义顽疾要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实现基层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均衡,构建复合规则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城市地下空间研究发展综述

地下空间的合理开发利用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的重要方式。为动态分析城市地下空间研究主题与前沿的演进路径,运用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将1990—2021年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与城市地下空间研究相关的3368条学术性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文献数量时序分布、研究团队识别与机构分析、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城市地下空间研究领域的文献发文数量稳步上升,研究机构合作相对分散,研究热点演进具有阶段性特点,不同阶段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随着“决战深部”“智慧城市”“多规合一”和“城市双修”等一系列战略决策及城市发展理念的提出,城市地下空间更需要交叉学科的深入和技术方法的创新,我国城市地下空间未来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地下工程的绿色化生态化发展、地下空间的智慧化集成化发展、深地资源的分层化个性化发展以及地上地下一体化综合化发展。

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机制研究

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有利于降低矿山所在地开发强度,缓解粗放勘采与生态红线划定的对立矛盾,是顺应生态优化、绿色发展战略的必要举措。在我国各地实践中,矿业权退出普遍面临着诸如退出范围存在分歧、问题处置主体不明、退出补偿方式单一、环境治理难以落实等困境。为了破解上述困境,构建了包括矿业权退出范围判定机制、问题处置机制、多元化补偿机制和生态修复机制在内的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机制,以期破解我国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难题,并推动退出工作有序进行。

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构建研究

我国现行的用途管制准入体系仍存在要素与分区管制脱节、用地审批“放权”未全覆盖、管制刚性与弹性难以平衡、分区管制事权划分不清等问题,已无法适应国家简政放权和新时代系统管理的需要。文章在明晰用途管制分区准入体系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准入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分区管制视域下探讨准入方式和事权管理办法,构建差异性陆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准入体系,即统一划分管制分区体系、构建分区事权分级系统、探索差异化准入管制方式和完善准入内外监管机制。如此,促使管制部门既“放得下权力”又“抓得住重点”,推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完善,以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生活垃圾治理问题与政策建议--基于NVivo对46个重点城市政策文本的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事关民生和公共利益,在进行政策创新之下逐渐形成的地方经验,将有助于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在全国的推广和实施。在对全国46个重点城市2001~2021年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文本从时间维度进行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运用Nvivo软件,从文本结构维度和政策工具维度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经历了起步-扩大-趋向稳定的阶段,目前仍然存在缺失社会主体参与、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忽略新技术使用以及产生者责任未凸显等问题。鉴于此,从激发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完善垃圾治理的收费制度、强化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运用,以及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全面推进生活垃圾治理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探索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的多元化补偿方式——基于部分典型个案的实践启示

探索多元化的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补偿方式是顺应退出趋势、提升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效率的重要举措。价值评估是矿业权退出补偿的前置条件,在介绍成本核算和价值测度两种价值评估方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实践,分别研究重庆市的现金补偿方式、青海省西部矿业集团的企业转型方式以及贵州省永基矿业公司的异地置换方式,并分析了3种方式的各自利弊,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多元化退出补偿的具体路径。

中国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研究

运用房价收入比、滑动T检验和Sen’s斜率估计等方法,对中国27个大中城市2001—2019年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特征与中国房地产调控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中国主要城市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在研究期内总体呈较明显的减弱趋势,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级“持续下降”和“越级下降”的现象较普遍,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呈“加速下降”演化特征的城市占比达18.52%。(2)不同城市在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等级演化特征、房价收入比演化阶段及阶段性演化趋势3个维度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3)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演化阶段与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和地方出台重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时间点存在较强关联,住房支付能力的阶段性演化趋势与中国房地产发展情况相一致。研究呼吁建立健全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评估监测制度,及时掌握主要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及其演化规律。坚持“房住不炒”和“稳房价”的总体定位,科学合理制定房地产调控的“一揽子”政策,分区、分类推进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提升工程。

黄河流域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城镇化与耕地利用存在复杂、动态关系,揭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于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耕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88个地级市(州、盟)的统计数据,采取综合评价法、SBM-Undesirable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算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度,在分析各自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关联分析和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愈发明显,黄河下游沿岸以及中上游偏北地区逐渐成为城镇化发展第一梯队;2005—2020年黄河流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显著提升,局部地区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不平衡特征,但区域间差距在逐渐缩小。2)2005—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但未达到高级协调水平,空间分布上“东高西低”的极端态势逐渐演化为多中心的“中间高四周低”的差异格局,整体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二者耦合协调度主要存在“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两种类型,前者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等下游地区,后者主要集中于以甘肃为主的上游地区。3)2005—2020年黄河流域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受到耕地经营规模、农户收入水平、政府农业支持力度、高程、年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等因素的影响,且各驱动因素间存在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的交互作用效果。

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理论与方法

研究目的:探析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技术范式,使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成为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开发、有力保护和推动区域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文献调查法,归纳演绎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在要素和空间多尺度融合、演变机理与优化路径耦合、情景评估与对比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2)将空间作为要素的载体与流动的外部指引,要素作为空间的核心与演变的内在动因,以情景匹配不同发展路径与优化目标是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的理论逻辑。(3)国土空间内在演变机制、系统演化行为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控路径是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的基础,不同空间尺度下各类要素结构调整和配置是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的要义与核心内容。研究结论:需加快形成因素综合、过程关联、层次融合、稳定韧性的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情景分析范式,推动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乡村监督体系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基层治理发生了从重视激励到重视监管的转变,构建有效的乡村监督体系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在乡村社会变迁和基层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既有的社会性监督方式的作用日益弱化,难以保障国家资源的安全和有效使用。主流的行政性监督方式在破解村级权力滥用问题的同时带来了基层自主权的弱化和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结合实践经验,地方政府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成了一种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可以使普通农民参与到国家资源使用的公共决策、决策执行和决策评估的全过程中,实现全体农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在破解村级权力滥用的同时保持基层自主权。从比较角度看,制度性民主监督方式与基层监督的特点相适配,具有成本低且效率高的优势,有利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精细刻画城镇自组织扩展过程的CA-ABM耦合模拟及预测模型

城镇扩展模拟预测是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提高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有助于精确把握城镇扩展趋势,对国土资源的合理和可持续利用意义重大。现有以元胞自动机(CA)为基础的模型着重于刻画空间因子驱动的城镇自然扩展过程,智能体模型(ABM)则在模拟城镇自组织扩展方面具有理论优势,而且已有的耦合方法多为基于模拟步骤的模型级联,难以实现二者紧密耦合以充分发挥其在模拟城镇自然和自组织扩展方面的优势。本文基于CA的结构开放性和ABM的理论优势,以可达性为媒介表征城镇扩展局部自组织过程的范围差异,并依据博弈论设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局部自组织规则,将ABM刻画的人地交互决策融入CA邻域构建,建立一种可以精细刻画城镇自组织扩展过程的CA-ABM耦合模拟及预测模型(CA-ABM-LSO),实现CA和ABM在底层结构的深度集成和城镇自然与自组织扩展过程的耦合模拟。以武汉市为例对其进行应用,结果表明:基于CA和ABM的优势互补特点进行耦合建模,能够充分发挥二者在刻画城镇自然和自组织扩展方面的优势,显著提升城镇扩展模拟精度,并改善模拟城镇斑块的景观形态;基于博弈论的局部自组织规则可有效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智能体交互决策的指导,提高城镇扩展模拟的科学性和规划实用性;预计至2035年,武汉市城镇扩展的重点区域集中在高新科技园区和运输集散中心附近,这符合“武鄂黄黄”都市圈的发展预期,可为其空间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及协调性研究——以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促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华中地区124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多个影响因素对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影响效果,构建综合优势度模型评价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优势度,并结合重点村分布和综合优势度分布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评估乡村旅游重点村发展的协调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华中地区乡村旅游重点村呈现多核心的集聚分布,受多维影响因素综合影响,各因素间协同影响作用突出;2)综合优势度分析显示,华中地区乡村旅游综合发展优势总体上表现为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与重点村空间分布高度耦合,且耦合协调类型与综合优势度成正相关;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发展优势受各因素协调效果的制约,资源禀赋是选址的首要考虑指标,而交通条件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可为乡村旅游创新提质和产业升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中国地质调查立法的路径选择

地质调查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法治保驾护航,然而,现有的立法供给不足,存在内容不完备且碎片化、层级较低、功能失衡等缺陷。文章以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展需求为着眼点,以切实解决地质调查工作法治保障不足问题为导向,遵循地质调查工作科学规律,借鉴域外地质调查立法路径选择经验,提出我国地质调查立法应当采取“嵌入式立法”“专门立法”两种立法模式双线并行的立法路径,即利用各种立法契机有序开展嵌入式立法,同时积极筹备专门立法,待时机成熟,再制定“大地质”理念框架下的综合性立法,为营造美丽而安全的地质环境提供立法保障。

认购碳汇的司法探索及制度发展展望

文章在论述司法认购碳汇的概念及价值、认购碳汇作为绿色司法机制的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发布的52件认购碳汇案件进行梳理分析,揭示出司法认购碳汇已经被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所认可,但是更有效、更大规模地应用司法认购碳汇还需要明确以下问题:认购碳汇的目标是生态性修复还是经济性补偿,抑或两者并重;逐步改变区域性认购碳汇的现状,形成全国统一的碳汇认购标准与交易市场;解决认购碳汇中鉴定方法学标准不统一、流程不畅、鉴定难贵、时间长问题;明确认购的碳汇可否二次交易,投资性交易的受益主体为何等。促进我国司法认购碳汇制度的发展的建议:①立法层面明确适用的法律依据和运行机制;②司法层面统一适用的操作流程和相关标准;③社会层面大力推广认购碳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