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景用药是宗法《本经》而又有所发展

仲景用药究竟以何为本?邹润安先生说:“仲景用药,深得《本经》之旨,又在处宗法《本经》”.下面结合本人学习邹氏《本经疏证》后的心得和笔记,对这一问题作一综合性的阐述.首先,从药性看,仲景用药符合《神农本草经》所记,而且是真正地得其奥义,故能随才器使,“精义入神以致用矣”.兹举数则,

中医治病是靠什么成分吗

文章对《什么是中医治病的主要成分》一文(载《亚太传统医药杂志》2006年第2期)提出质疑,认为该文提出的“一切疾病的产生都是体内元素不平衡的结果”,“中医治病就是补充引起阴阳不平衡的物质,使之平衡”等观点是与中医学的传统理论相背离的,是把具有精深科学内涵的中医学简单化了,浅化了。其核心思想是:用元素代替阴阳,用微观代替宏观,代替整体,用物质代替功能,代替状态。用简单的加减法(补少泻多)代替辨证施治。元素致病说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中医病因学说,是站不住脚的。所谓“把元素融进中医治病的基础理论中”,是根本说不上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继承、发展、创新”。

仲景学术与《内经》

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处处体现了对《内经》理论的具体运用,从诊断到治疗皆如此。可以说,《内经》是仲景学术的理论渊源,仲景学术则是对《内经》理论的成功实践和发展。下面,试就仲景学术与《内经》的关系作一浅探。一、论病以阴阳为纲阴阳为万物之纲纪,这是《内经》中最重要的学术思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对此有精辟而概括的论述。

中医学的科学抽象法与《周易》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中医学的科学抽象法与《周易》的关系。《周易》很早就提出了“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哲学思想。所谓“形而上者”,即指的科学抽象。它还提出“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就是要人们通过掌握科学抽象的方法以达到执简驭繁的目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医学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把科学抽象法运用得十分普遍和淋漓尽致,并具有执简驭繁的基本特色。

《内经》“形乎形,目冥冥”之我见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医形态学既含有所谓"器"的内容(即研究有形的一面),而同时更多地还含有超越于形体之上的"道"的论述.这个"道"是中医形态学的精华所在,是为其主要的和核心的部分.

邹润安与《本经疏证》

清代医药学家邹润安,一生刻苦自学,所著甚丰。其所撰《本经疏证》一书,是对《神农本草经》药物研究、剖析得最深刻、最透辟的专著。该书为辩论之体,论药始终紧紧抓住其所适应的病机。且不离论方与论病。其行文流畅,引证广博,可谓融《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诸书之精义于一炉,尤其是在发掘某些药物的精蕴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

用属辞比事法研究《伤寒杂病论》──再论邹润安对《伤寒杂病论》之研究

属辞比事法，就去把有相互关联的内容（辞句或事物等）联系起来，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以探求其理的方法．邹润安在所著《本经疏证》中明确提出并加以充分运用，从而使他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认为属辞比事法不失为研究仲景学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因此对这方面的内容作了归纳、整理，从10个方面介绍和阐述了邹氏在对《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中是如何运用属辞比事法的。

邹润安对《伤寒杂病论》之研究

清代医药学家邹润安(1790～1845),所著《本经疏证》一书,疏解药物凡173味,皆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所应用者.因此,对这些药物的疏解,不能不涉及到仲景学说;而且只有对仲景著作有深透的研究,也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本经》.

治病需要灵感

搞科学需要艺术家的灵感。正是由于疾病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作为一个临床医生,尤其是中医,灵感之不可或缺。有灵感与没有灵感,治病的效果大不一样。所谓灵感,就是对疾病病机的捕捉——用王孟英的话讲就是“燃犀烛怪”,就是医生智慧的火花在对疾病诊治的过程中所随机触发的、突发式的闪现。由于这一触发,往往会使医生看清疾病的本质和症结,从而为治疗指明方向。灵感的获得有其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偶然”中就包含着“必然”。实践证明:医生的灵感是要靠辛勤的劳动而获得的,而不是什么唯心的东西。

中医形态学何须重建设

文章对所谓要建立中医形态学,要对中医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番重构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之否定,是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医学,使之符合西医学所要求和所能接受的那样一种模式。重点从《内经》上的有关内容阐明中医形态学自古就有之,而且曾经辉煌灿烂,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它是与中医的生理和病理学浑然融为一体的,既含有形,又含无形,已经上升为“形而上者”之“道”,这是中医形态学的精华所在,因而它比起西医学的同类学科来更形象,更抽象,更概括,也更广大。

读《中医战略》有感

贾谦等所著《中医战略》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它对我国近现代中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作了深刻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诸多困难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制定中医药法规、政策能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