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本记述着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人群认为值得记述的内容,它们也常遵循着人们的某种规范来被记录进而形成文类。与这些文本相关的,是现实中的人群围绕某种情境加以构建与策略性改编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与相信的历史。《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即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找到某种对应,同时体察文本与情境背后人群的书写意图抑或潜在的情境。历史人类学正是此种策略下对人类社会的再认识,是在文本与情境之间寻找对应。

丝路上的牛黄药物交流史

牛黄现代的科学实验研究极多,但是系统牛黄心理史的论文尚未见到。什么是药物消费心理(或情感)?牛黄具有中、西交流史的世界性格,其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同时历来药书皆强调多为伪药,但却成为重要的经济药物之一。什么是牛黄的药物崇拜性消费?牛黄的用药心理之谜,成为相关成方至今历久不衰的成因。为此尝试讨论药物交集的物质文化史、心理史的多种可能性。

图像、物质文化与医疗史

医疗史研究自2 0世纪初即不绝如缕,尤其近年来成果丰硕。早期的研究,不论中西,皆致力于探讨人类医疗知识的进步历程或著名医家之重大发现。同时,基于传统科技史研究的模式,视医疗专业为一般社会文化的对立面,将探讨医学内部知识和分析医学的社会影响等各种课题,以＂内史＂和＂外史＂的范畴分隔开来。这类＂发现派＂＂进步派＂或内外两分的研究取径,近年来颇受到挑战。

李绍明先生的羌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的羌族史研究不只是羌族研究?也是中国民族史重要的一章。这个研究与书写传统可溯及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与范晔《后汉书.西羌传》?以及清末民初章太炎的"中夏之族"和刘师培的"中国民族"概念下的羌族史书写。李先生早年曾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大调查?他的研究范围是整个川康边境的彝、羌、藏等民族?并参考语言、考古学的新发现?因此他参与完成的《羌族史》成为近现代最经典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之一。

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

18世纪江南地区已成为当时中国棉布产销中心,无论是商业销售或工业生产等组织,都随棉布市场规模扩大而有重要变化;特别是棉布字号的兴起,重组了棉布市场既有的产销组织。在此过程中,当时自称为"贾师"或"看布朋友"的一群人,也凭藉自身对棉布原料品质与加工流程等相关知识的娴熟,在棉布产销领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文透过"布经"与苏、松工商业碑刻等资料,既探讨贾师如何在"配布、看布"两大领域降低交易成本而构成一种有效率的管理架构,并论证此种管理架构可能也反映当时法律体系与文化理念互动关系的某些重要变化。

“羊矢”之谜与中医肌肉的身体观

羊矢在人体的部位是不能确定的,本文认为在股动脉及腋动脉附近肌肉出现羊矢的遗迹,而且这两个部位与动脉的肌肉身体观密切有关。如何以不同方式观看脉穴图像是中医身体史的主要方法之一。

清代内务府的包衣荫生

上三旗包衣旗人基于皇室家仆的身份,有在内务府当差行走的义务。若根据清代荫叙制度,包衣可能会有更多的入仕选择,甚至循此得以外任,摆脱必须内廷当差的仕宦限制,拥有更宽广的进身空间。然而,传统的荫叙制度是透过父祖个人事功与宦途荣显带给后代子孙出仕的机会。内府包衣若欲寻求仕宦发展,必须仰赖家族财力、政治荣宠或父祖余荫等多方条件,很难单靠荫叙一途。本文藉由梳理清代荫叙制度的运作型态,指出清代内务府包衣适用荫叙制度时有着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实际上清代少有包衣大员援以入仕的原因。

錢坫年譜

錢坫(1744—1806),字獻之,號十蘭,錢大昕族子,錢塘之弟。早歲家貧,無以自存,嘗入都依錢大昕,得其指授,所學益進。中乾隆三十九年北闈副榜,遊關中,客畢沅撫部幕,與孫星衍、洪亮吉等討論訓詁、輿地之學。後捐納州判,畢氏奏留陝西試用,補授乾州州判;歷署興平、韓城等縣。

我所知道的王叔岷先生——在“紀念王叔岷先生百年華誕研討會”上的視頻致辭

我是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首先問候龍泉驛的朋友們,還有各位學者、專家,各位先進,陳祖武先生。我很高興能在這樣的場合談一談我所知道的王叔岷先生。我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所以嚴格説起來,我是王先生同所的后輩。那麽,王先生是一位令人很敬佩的學者,成就很高。他早年就深受傅斯年的器重,所以傅斯年對他的生命有很高的意義。因爲王先生的研究室是在傅斯年圖書館裹面,我記得有一次,去傅斯年圖書館。

从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

臆想中,世界史应是史家治史最高的境界或最终的目标,究其实并不然。19世纪中叶以降,世界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不得说无足轻重,却是相当边缘。世界史通常只是业余人士的雅好,并不受专业史家所重视。不容讳言,该时的世界史研究与新建制的史学,实格格不入;因是渐次式微,甚至沦为茶余饭后的佐谈,称不得一门正规的学问。但逮至20世纪末,这个态势丕变;研究水平的提升与教学的普及,更加上全球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令其跃居史学的次领域。拙文即旨在阐述此一曲折的过程:从原初追寻世界的意义,至剖析人类往事的知识历程。首先,拟取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作为分析的起始点,以揭露世界史起承转合的蜕化,最终方得在20世纪末站稳脚步,成为当今史学的核心领域。

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重新研究历代的屯田制度,而是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来探讨屯田活动的意义,也就是强调屯田活动与环境的互动。本文只以清代新疆作为讨论的重点。本文的主体分为四节。第一节将以王希隆整理的清代新疆各类屯田的数据为基础,用地理信息系统来呈现屯田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布的变化;第二节将从财产权的观点来看屯田制度;第三节将叙述屯田造成的人为景观;第四节将透过1842年林则徐及1917年谢彬到新疆途中的见闻来看新疆的地貌(landscape),藉以探索环境变化的一些蛛丝马迹。

天眼与天平:中西司法者的图像和标志解读

中国与西方为其理想的司法者所造的形象各有不同。中国作为理想司法者标志的是铁面三眼的包公,而西方作为理想司法者标志的则是蒙眼持秤的女神。本文首先分析了司法的目的(追寻个案判决的妥当、同类案件判决的协和以及终极的社会理想),其次讨论了中西文化特质对于追寻此目的的方法所生的歧异(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为了追寻此目的,在理论、制度和实践方面的演变过程),然后谈到司法工作本质上的限制和司法者的功能,指出中西两种图像所表达的期望都有问题,应该加以修正。

法学专家、苏州商人团体与清代中国的“习惯法”问题

学者针对清代中国有无"习惯法"的问题,出现了"社会中心论"与"法律中心论"的不同立场与论辩,这个问题其实涉及研究者在名词定义与史实认定上的争议。本文主要以清代江南地区的一些商业讼案为对象,将"习惯法"问题限缩到清代商业习惯与国家法互动关系的演变历程。本文认为,我们不见得要以欧洲法学意义上的"习惯法"去描述这个历程的种种结果,但却不宜忽略当时各地工商业城镇出现的种种由"习惯性实践"转化为"习惯性规则"的具体历程。

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

明清中国是个广土众民而又交通设施、传播工具有限的国家,尽管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政治形态,也公布通用全国的法典,但在推行法典与司法审判实务中,仍面临不少难题。诸如:如何让《大明律》或是《大清律》这两部成文法典,有效地贯彻到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审判工作?

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

一、前言徒法不能自行,一个法制的良窳与司法者有极大的关系。司法者的作为则决定于他们对于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包括法律的基础、目的和功能是什么;法律与其他规范有什么关系;司法者在社会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们所认定的社会价值是什么;他们与政治权威、民众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的工作应该遵循什么原则以什么为目标他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达成此一目标等等。

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

一、一个新的知识类型 从一八一0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小册、书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大陆外围的港澳、南洋一带出现。此后到一八九五年止，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不过就像李仁渊所说的，在这八十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藉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

钱坫事迹考证

钱坫(1744—1806)为乾嘉著名学者,与钱大昕并称"疁城二钱"。因渠中年远官陕西,士夫罕接风采,复无诗文专集行世,故遗闻轶事流传于后者无多。其事迹,诸家传记所载,往往参差。本文钩稽史料,就钱坫生卒年、盛泾钱氏世系、钱坫监修西安城始末、钱氏病风痹之年,并其已刊、未刻著作等五事合考之,以供世之治清学者参考焉。

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

4．新型文人 如果我们以科举考试作为衡量的标准．会发现大多数的百科全书作者其实都只具备初阶的秀才身份。马建忠、钱恂如此，曾经大量翻译日本近代医书，全面系统地引进日式西医知识与体系的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一九五二）也是如此。①但钱恂仕途得意．马建忠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回国后也颇能施展所长；

职权结构、产权和经济停滞:中国的案例

中国在宋代(960-1279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据麦迪森(Maddison)的估计，当时之人均GDP从450元增加到600元(以1990年国际美元计)。截然相反的是，在后来的明清两代(1368-1911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保持于600元不变。这就引发了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采代中国的早期工业革命到了明清时期会变成停滞的农业经济?”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省制度在1370年代发生了变化，使得工商活动之产权执行不力，从而导致上述长期经济绩效的变迁。

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初探

一、序说专制政体长达两千余年的传统中国,政统虽迭有递嬗,律统却在三纲五常等礼教观念的支配下,有所谓的身份差等之分,官尊民卑的观念如似深层幽灵,飘浮常存。历代王朝纵设有专官以查民冤,并惩酷吏苛政者,如御史台、都察院等,但凡此皆以维系皇令的执行、整饬朝纲为目的,并无权力分立及国家归责的观念人民有冤,仅能以举发人的身份申诉,无法与官吏立于平等地位而对簿公堂,当然也就无所谓“百姓告官”的行政诉讼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