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錯《連枝草》現代題畫詩對中國古典水墨畫的文本關涉

題畫詩是中國古典詩傳統之一,然則在現代詩的創作場域中卻尚待開展。現代詩人觀中國古典水墨畫而爲現代詩,本身即涉及詩和畫之間媒體形式的互文關係轉换,特别是中國古典水墨畫自成一再現體系,現代詩人如何出入圖像進行辯證,實爲重要課題。學者張錯既有《風格定器物》之論著,詩人張錯亦有《連枝草》之詩畫創作,兩者交相輻湊,實深化出“在現代情境中古典水墨畫之美與美感經驗如何發生?並且透過現代詩話語予以體現?”此一問題意識。本文即透過“觀中遊:動態觀視”“天工與畫工:生成意識”論述進程,研究張錯現代詩與中國古典水墨畫間的互文現象。從中可見張錯在題畫過程中,一方面爲畫作投置主體,透過畫中山水空間的層次組合,建構主體感官與山水自然的互動關係,突破繪畫本身形式上的静態限制,以詩話語釋放繪畫潛存之動能;另一方面則運用畫法入詩,整合中國古典水墨繪畫傳統進行繪畫山水與人物的再現,使文本産生藝術品評的功能,並揉入自身審美品味,進而使繪畫與詩美學得以共進。

开拓与安家的史诗——台湾“念歌”唱述清代移民经验的文学人类学试探

台湾"念歌"是从闽南语系的"歌仔"(俗曲、小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说唱艺术,其演唱的题材,有许多关于台湾开拓故事,这是说唱艺人怀想先民开拓家园的史诗,是描述清代汉族移民经验的民间文本,突破官式方志所能见容的"视野",具有劝人莫忘根本、爱惜家园、珍守成果的意义。文章除了分析此类念歌文本的内容,并试着站在文学人类学的立场,认定其可作为探悉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群体结构、经济、信仰、人际往来与立身观念等文化内涵的媒介,而关注其表述清代汉族移民渡海的缘由,及于行船惊险、艰辛的遭遇,然后接述在此困厄环境下,坚毅垦拓、传宗安家的过程,乃至移民社会民、户逐渐殷实之后,充满致富机会与堕落危险的现象。

论南社社员姜可生的侠情小说

南社作家姜可生曾任报刊主笔与创办者,在近代文学具有一定贡献,然学界长期缺乏关注。其小说作品,尤以侠情题材最受注目。侠情之"侠",可上溯中国"侠义"文化传统,在其有关"侠"之作品,不只展现救国赤诚,亦具革新、救国意识。此外,其作品对个人性情之重视,才子佳人题材之描写,均可见情感与其作品之关连。本文探讨姜可生侠情小说革新意识与当时革命思潮、社会风气间的关系,并对其中之男女情感、女性角色等新旧过渡风格进行讨论,进而了解近代小说创作特色与社会环境。

钱起涉病诗探微

钱起诗有“大历十才子”的普遍通病,如气骨不足、常有佳句而无佳篇,其十首涉病诗亦是如此。受中唐诗歌创作风气的影响,钱起涉病诗格局较小。不同的仕途心态、往来友人的病中探访、因病得闲的闲适风味,是钱起涉病诗的主要内容,这些诗往往结合病痛谈自身经历,透露出因病自怜、卧疾避世的悠然心境。钱起涉病诗没有像杜甫涉病诗那样上升到更深沉的疾病叙事来抒发国殇民痛,可视为自得闲适、清空自然的平淡之作。

“第三个何其芳”:试论私人场域的何其芳形象——以书信、家信、日记为例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何其芳因其创作风格在前期和后期的反差太大而曾一度引发学界的讨论,出现了所谓的“何其芳现象”。在这场争论中,何其芳形象被划分为“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两种类型,本文试图从何其芳的个人书信、家信、日记等文献中,挖掘出“第三个何其芳”。在这些材料中所呈现的“第三个何其芳”,既有他在文学史上以作家、学者、官员等身份出现的面貌,同时也显露出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等普通人的平凡一面,这是有别于“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的“第三个何其芳”。

演绎、转化与运用——民国诗话中的诗经学阐释

一、导论《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诗学的开端,历经2000年的演绎之后,形成体系庞大的《诗经》阐释学。自汉迄唐,主流以古文《毛诗》为主,郑玄作《笺》流传甚广,形成'《诗经》汉学',宋初疑经风潮起,迄朱熹《集传》之后,成'《诗经》宋学'代表,至于清代,兼采汉宋,道咸之后,今文三家一度复兴,乾嘉期间以考据为主,嘉道年间《诗经》学又自成流派,造诣宏深,超越汉宋,是为“《诗经》清学” ①;民国因西学影响, 继以疑古风潮兴起, 《诗经》研究由经典转向民俗、文化与文学化的研究, 呈现多元丰富的研究向度。

从图像学论经学——山东画像石故事的春秋大义

前言汉画像石^(1)所表现的几乎无所不包,它不但反映了一个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表现了一个想象奇异的神话世界,把汉朝人脑子里所想的、所希求的都揭示出来。^(2)汉画像石可清晰映射出当时人们的内心思想与社会文化,每一幅画像都是中国璀璨历史的记忆。学者张子中言,汉代的民间思想信念不是由文字组成,而是通过形象生动的画像石表现出来,并作为一种开放的文本,构成汉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形象特征的特殊符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