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船山“人性史哲学”及其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启示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他的哲学是“人性史哲学”。他既强调“人性的历史性”,又强调“历史中的人性”。他主张道器合一、理气合一、理欲合一、理势合一,认为“相乘之机”与“贞一之理”是辩证的通统为一。这种“两端而一致”的思考,贯穿整个船山哲学。他不仅重视具体的现实性、存在的物质性和人的可欲性,而且重视普遍的理想性、心灵的精神性和总体的根源性。他总结了宋明儒学,又在迈向近现代启蒙上有着飞跃式展开。更为可贵的是,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中“两端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尤其对化解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五四后”到“后五四”——基于“存有三态论”思考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角色

"五四"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交相震荡,中国文化从"花果飘零"到"灵根自植",终于迎来了今日的复兴。从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哲学转折缔构出"存有三态论",有助于深度检讨"新儒学之后"的中国文化演进路向,从而更有效地面对以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为特征的21世纪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的支柱,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实现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放眼世界,它一方面通过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具体地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传统儒道佛三教思想所隐含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还有助于克服"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揭示这一点将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与融通的可能空间,从而使中华文明在21世纪扮演好交谈者、对话者的重要角色。

关于“船山学”及其对“新儒学”之后的反思:船山学答客问之一

以答客问的方式,回答了船山学研究的契机,并进而反思其在整个中国近当代思想观念史中的重要性。浮沉升降,船山学如何又受到重视的。船山学的可能发展如何,而其研究的方法论该当如何做一深层的反思,才不至于落入误解的境地。船山之作为人性史的哲学该如何理解,人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关联如何可能,这涉及到更深层的本体与方法的论题。更为关键的是,船山学对于宋明儒学的批判,反应在当代,可以对当代新儒学起着如何的对比反思,又如何迈向现代化之后的后新儒学。

“话语的论定”与“存在的回归”——论儒道佛三家之会通及其对现代化之后的可能反思

本文旨在经由"存在"与"话语"的深层反思,论证儒道佛三家思想之区别与融通的可能,及其在现代化之后作出贡献的可能。首先,从"分别说"的话语层次上升到"非分别说"的存在层次,对比探讨儒道佛三教对现代性文明的疗愈作用。其次,从宋明理学排斥佛老到当代儒佛论争,经由熊十力《新唯识论》、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的启发,提出了"存有三态论",由"存在的根源"到"存在的彰显",落实到存在的对象物即"存在的执定"。再次,儒道佛之融通,既要回归原典,指出东方文明的可贵之处在于回到存在本身,能够"言已于无言",从"分别相"回到"无分别相",强调人的参赞化育原本不离存在本身。同时,对比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的思考,最后总结为《道言论》,期许中国文明在21世纪能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多交谈对话之可能,对现代化之后,能起着一定的疗愈作用。

正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兼论研究者的态度、话语与方法

本文旨在阐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指出研究者应有之态度,并反思其使用的话语与方法。首先,指出中国哲学自有其独特性,它不是“从‘是’说‘有’”,而是“从‘存’讲‘在’”,它通生死幽明而为一,从此岸通到彼岸而为一。再者,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以存在为本位,由事物自身彰显意义。体会汉语本身的意味、意韵,进一步方能明白其意义。最后,康德说的“无上命令”与儒学的道德本心,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视之。中国文明是“默运造化”,不同于基督文明的“分说万物”。哲学研究离不开经典与生活,古典生活话语、学术话语与整个现代生活世界是连续的。再者,呼吁应该正视话语权与主体性,在中西对比下,“筷子”是文化王道主义,“叉子”是文化霸权主义。中国是“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为优先,西方是“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为优先。随文检讨了朱熹哲学不是“横摄的静涵静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中国宗教不适合通过一神论去理解,它较接近于“万有在道论”。同样的,理学、气学、心学都同意“体用一源,显微无间”都涉及于道德创化之源,而中国哲学足以包容西方当前所谓after philosophy的发展。我们应该跨过近现代启蒙的限制,理解自家经典,对比文明交谈,开创崭新可能。

音吐清响,明亮洞达

“读之觉其元气充沛,淋漓尽致,有充实之美,有光辉之大,有大而化之之圣,亦有知其不可知之之神来之笔。有文献之佐证,有历史之考证,有科学之验证,有逻辑之辩证,有心性之体证。此五证,吾所强调者。刘强先生此著作,作为一部平常讲论之作,充分将此五证都体证出来,我个人认为非常难能可贵。由斯亦可见我中华之文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这是我两年前对刘强先生《论语新识》一书的体会与推荐.

從“外王”到“内聖”:新儒學之後對“内聖外王”的翻轉關聯“學習歷程、存在覺知、概念反思、理論建構”的展開

本論文旨在針對當代新儒學有關"内聖外王"的理論提出一根本性的反思。首先由學習歷程的真實情境之覺知,唤醒公民儒學的萌芽。再者,宏觀儒學的三波變遷,指出我們已然進到了嶄新的公民儒學階段。重新省思"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的可能,并探索當代新儒學有關返本開新"民主、科學開出論"的限制,進而超越"由‘内聖’開‘外王’"的轉化論",改而主張"由‘外王’而‘内聖’調適論"。深刻省思從"社會正義"到"心性修養"的變遷,這裏含着公民儒學"外王—内聖"的嶄新結構。當然,如此一來,我們就檢討厘清了"聖王"與"王聖"吊詭,并且厘清了"君子"與"公民"概念的異同。最後,點出有"人倫"的"人權",有"自覺"的"自由",有"民本"的"民主",是公民儒學必須進一步去發展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