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非线性边界条件的琴弦振动：京胡“开花音”的声学研究

京胡的开花音是一种能变化音色、渲染情绪的特殊声响,演奏方法是让左手手指轻触琴弦,右手用力拉出音头,由于左手手指与琴弦之间仅有微小的距离,琴弦振动时会不断碰撞指头,因此能产生丰富的噪音。开花音主要由高通噪音所构成,其截止频率约为1.7kHz。演奏开花音时,琴弦接触手指的时间间隔长短不定,但通常短于0.5毫秒,此测量值与其截止频率大致吻合。

癫痫研究对于音乐心理学的一些启示

癫痫是一种会造成反复发作的脑部疾病,这些由于脑中某些神经细胞不正常放电所导致的发作,可产生一些短暂的症状。音乐与癫痫的关系,在本文中分为三类情形来讨论:音乐所引起的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所产生的音乐、癫痫治疗与音乐。先前的临床报告透露,次级听觉皮质与额叶下方区域在音乐讯息处理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辨认音乐中不同的情感内涵,则可能涉及了边缘系统的不同区域。关于癫痫的莫扎特效应,目前仍有些争议,而抗癫痫药物对于音感的影响,则已有许多报告证实,我们认为,这些药物可能改变了提取音高之回路中"延迟神经元"的活性。

音乐情绪跟音乐认知的关系:美学与心理学的对话

音乐是一门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它比其他类型的情绪刺激更为复杂,其处理经常涉及认知与情感机制。文章根据美学与心理学的模型与事实,讨论音乐情绪从低阶到高阶的历程。聆听音乐时的激动水平可能由情绪感染所导致,而音乐情绪的复杂性或许可以由其神经基础来解释。展望未来,分析音乐作品的方式亦可参考情绪心理学的模型与听众的生理反应,以深入音乐情绪的动态特质。

大翅鲸与鸣禽的歌曲形式——生物音乐学的跨领域观点

近年来生物学在动物歌曲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为音乐活动的本质提出了一些新的洞观,颇值得音乐学界借鉴。人类虽然不易理解动物的声音沟通,但在敞开心胸、长期谛听之后可以发现,鸟类与鲸类都有歌乐文化。科学分析的结果显示,大翅鲸与鸣禽的歌曲具有阶层结构、过渡乐句、韵脚、顶真形式,这些特征皆与人类的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一带流动的音乐风景——隋唐西域音乐与中国性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降,西域音乐进入中原,"琵琶及当路,琴瑟殆绝音",雅乐崩毁、钟磬息音,"新声奇变"的胡乐广受赏爱,造就了隋唐音乐的繁华盛景。本文以"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音乐文化的流动为研究对象,探究在这样百花齐放、铿锵镗鞳、洪心骇耳的胡乐声中,中华文化的母体如何吸纳、融会这些异邦之乐,将之成功转化为"盛世之音"。本文提出的关键因素,即中华文化恒久不变的"中国性"(Chineseness)。本文首先探看音乐源头的西域地理文化,其次梳理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输入中国的西域音乐。第三部分则由乐部、乐律两个层面,分析这些西域之乐如何被收编融入华夏旧乐。本文指出,由乐部制度的生成来看,各种进入中国的西域音乐,北周时期以《周礼》"四夷乐"的概念统领之、架构之,由此奠定隋唐乐部的基础,乐部的内容是西域音乐,而其核心却是先秦典章制度。再由乐律的协调来看,开皇乐议虽然以龟兹乐工苏祗婆的胡琵琶理论为论辩焦点,但乐议要角沛国公郑译却以胡琵琶实践先秦旋宫转调的八十四调,探求"随月用律"的可能,以推动胡乐与先秦音乐理论相结合。此二者——先秦的典章制度、先秦的音乐理论,在胡乐大盛的时代依旧能够主导胡乐在中国的演化,使之与华夏之乐融合,即本文提出的恒长不变的"中国性"。

徘徊在嘉陵江上(上)——“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考论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嘉陵江畔、浮屠关上,为时三年即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是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本文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及(中国)台湾“国史馆”、重庆市档案馆中的一手数据,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尝试解答,首先音干班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为何他以一人之力能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二、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转型过程是否有争议?三、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如何?本文根据上述一手文献加以梳理。其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历史的定评。本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制度规章,但核心精神仍聚焦于人;试图阐发这些音乐人如何锲而不舍的努力,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并为他们战乱中徘徊于嘉陵江畔,悲欣交集的岁月留下较清晰的图像。

徘徊在嘉陵江上(下)——“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考论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嘉陵江畔、浮屠关上,为时三年即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是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本文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及中国台湾“国史馆”、重庆市档案馆中的一手数据,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尝试解答,首先音干班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为何他以一人之力能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二、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转型过程是否有争议?三、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如何?本文根据上述一手文献加以梳理。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历史的定评。本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制度规章,但核心精神仍聚焦于人;试图阐发这些音乐人如何锲而不舍地努力,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并为他们战乱中徘徊于嘉陵江畔,悲欣交集的岁月留下较清晰的图像。

唐代琴曲《胡笳》研究

引言晚近以来,古琴研究方兴未艾,尤其2003年11月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更成为音乐学研究中的显学,相关论述以突飞猛进之姿倍增。个人所见大约200余篇琴学论著中,内容遍及琴家琴派的论述、琴律徽分的计算、琴曲打谱的分析,乃至于老琴的鉴定,新琴的制造……林林总总,靡不毕具,①而最为学者所钟爱的课题首推古琴美学,②举凡琴的美学特征、表演艺术、琴与礼乐传统、琴与儒道思想,甚至琴与身体养生,无不成为学者津津乐道的对象。

从台湾的喇叭弦看乐器的“延伸适应”

台湾特有的乐器"喇叭弦"是胡琴家族的新成员,它有许多组件直接取材自留声机,包括它的喇叭头。喇叭弦诞生于日治时期,该乐器的发明与禁止汉人传统音乐的政策有关,其后续的发展则与音色特质有关。本文希望藉由喇叭弦的历史与声学研究,说明"延伸适应"这个生物学观念在乐器学中的应用。

琴意谁可听?(下)——欧阳修之琴与北宋士风

文章由三个层面探触永叔之琴。一、依其生平年代、仕宦历程,缕述他与琴有关的诗文作品,加以系年及说释;二、根据这些作品及相关记载探究他的抚琴经验及琴友交游;三、讨论他的琴学思想,并试图以北宋士风为背景,观察永叔身为琴家、交结琴友、参与琴事、发为琴论,如何将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理念浸润渗透入琴中,而他的琴学议论及抚琴实践又如何反过来成为北宋士风昭昭可见的脚注和诠释。由永叔之琴到北宋士风的联结,是文章试图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

琴意谁可听?(上)——欧阳修之琴与北宋士风

文章由三个层面探触永叔之琴。一、依其生平年代、仕宦历程,缕述他与琴有关的诗文作品,加以系年及说释;二、根据这些作品及相关记载探究他的抚琴经验及琴友交游;三、讨论他的琴学思想,并试图以北宋士风为背景,观察永叔身为琴家、交结琴友、参与琴事、发为琴论,如何将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理念浸润渗透入琴中,而他的琴学议论及抚琴实践又如何反过来成为北宋士风昭昭可见的脚注和诠释。由永叔之琴到北宋士风的联结,是文章试图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

“琴道”何在?——高羅佩與文人想像

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是一位對中國文化深造有得的學者,著作涵蓋小說、宗教、書法、繪書、音樂等不同領域。《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成書於1938年在中國音樂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因以此書爲研究對象。首先爬梳高羅佩習琴愛琴、撰寫《琴道》的過程;其次論《琴道》一言的内容,及問世七十餘年來國内外各方評價;第三部分則由《琴道》研探高羅佩的重要琴學觀點;最後一部分則回歸於撰作的時代環境,討論《琴道》的書寫策略及高羅佩如何透過此書達成他對於傅統文人(學者型官員)的想像。高羅佩採用了'出今入古'的書寫策略,'君子不器'的通才視角,以傅统文人的治學方法,徵引大量的經史文集,旁及園林、書法等其他藝文,立足於雅俗對立的傳統音樂史框架,以'三教論衡'形式辯證儒、釋、道的琴曲,體現了一位西方學者對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文人雅士的認同與想像。

她从海上来:20世纪50—70年代周璇歌曲的台湾接受史

文章以上海女歌手周璇为个案,依据当时的报纸、唱片、歌本,并辅以访谈资料,建构出20世纪50—70年代台湾对上海流行歌曲的接受历史。又通过对唱片文本的分析,发现台湾流行音乐文化诚然受到上海的影响,却也对上海流行音乐作出了许多新诠释。同时,文章尝试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离散研究、华语语系研究等理论,认为周旋及其歌曲在台湾被接受的过程是文化乡愁和商业目的共同形塑的结果。

《好地方》的沪上余音——姚敏与战后香港歌舞片音乐(下)

作曲家姚敏(1917～1967)成名于上海,战后移居香港,创作能量达到高峰,成为香港流行歌曲及电影音乐的巨擘。陈蝶衣(1907～2007)的词、姚敏的曲,及妹妹姚莉(1922～)的演唱,人称"铁三角",几乎就是商业行销的保证。作者以姚敏及他参与创作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歌舞片为研究对象,由此观察香港如何承袭、延续,并改进上海流行歌曲,如何在歌舞片中积累新的传播动能,形成新的经典,从而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形塑为海外华语流行歌曲的重镇。文章以《桃花江》《郎如春日风》《桃李争春》《龙翔凤舞》等多部歌舞片为例,片中大量的"旧曲新题""旧曲新词""旧曲新编""旧曲新舞"手法,不但使得上海老歌经典化,也为旧曲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流行歌曲典范生成与转移的事例,姚敏侧身其中,可谓居功厥伟。2017年是姚敏百岁冥诞,也是他逝世50周年,文章梳理姚敏音乐事业最辉煌的一个段落,应该是对这位匆匆辞世的一代大家最好的纪念。作者整理《旧曲新题——以上海歌曲为名的香港歌舞电影表》《姚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舞电影表》值得特别留意。

《好地方》的沪上余音——姚敏与战后香港歌舞片音乐(上)

作曲家姚敏(1917~1967)成名于上海,战后移居香港,创作能量达到高峰,成为香港流行歌曲及电影音乐的巨擘。陈蝶衣(1907~2007)的词、姚敏的曲,及妹妹姚莉(1922~)的演唱,人称"铁三角",几乎就是商业行销的保证。作者以姚敏及他参与创作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歌舞片为研究对象,由此观察香港如何承袭、延续并改进上海流行歌曲,如何在歌舞片中积累新的传播动能,形成新的经典,从而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形塑为海外华语流行歌曲的重镇。文章以《桃花江》《郎如春日风》《桃李争春》《龙翔凤舞》等多部歌舞片为例,片中大量的"旧曲新题""旧曲新词""旧曲新编""旧曲新舞"手法,不但使得上海老歌经典化,也为旧曲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流行歌曲典范生成与转移的事例,姚敏厕身其中,可谓居功厥伟。2017年是姚敏百岁冥诞,也是他逝世50周年,文章梳理姚敏音乐事业最辉煌的一个段落,应该是对这位匆匆辞世的一代大家最好的纪念。作者整理《旧曲新题——以上海歌曲为名的香港歌舞电影表》《姚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舞电影表》值得特别留意。

东风不竞 乐调西来——试探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与“开皇乐议”

本文以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有关"开皇乐议"的讨论为研究对象。林谦三认为苏祗婆七调源于南印度七调碑,经由"开皇乐议"时沛国公郑译的引介,中国乐调于是成为"龟兹乐调之苗裔",本文则提出不同看法,并探究此种"乐调西来"理论之所从出的学术环境。本文在说明如何接触《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的同时,也提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尚未开放交流之际,台湾学生如何接触和阅读大陆学术著作。由于执政者对于制礼作乐的期待,"开皇乐议"成为隋文帝在位时的重大政务,此事不但具有音乐性,更有高度政治性。本文指出郑译虽然援引苏祗婆七调之说,但在"开皇乐议"中却是失败的一方,其说未获采用,何况他本是一位"先秦乐学为体、胡琵琶为用"的古乐维护者,未必能接受一套源于印度的乐调。本文也对于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书中相关意见加以辩证,由七声、七调、音程结构等问题证明中国七声非印度七声,中国音阶非印度Raga,而苏祗婆七调也不可能源于南印度七调碑。本文尝试由学术史的角度,探究林谦三"乐调西来"说的出现背景,这也是前辈学者尚未触及的研究视角。20世纪前期是民族音乐学开展的时期,林谦三受到民族音乐学大家Curt Sachs等人影响,他的论证版图自西徂东,横跨中亚、印度、缅甸、中南半岛、中国,直到太平洋滨的日本,完全是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和治学脉络。本文也指出,由于中国长期积弱,"东风不竞",20世纪前期"中国文明西来说"也是学界风尚之一,翻译《隋唐燕乐调研究》的郭沫若如此,林谦三也是如此,由此,本文试图证成的是,林谦三的研究固然是他个人天才学力的结晶,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也息息相关,是在大环境的酝酿培养之下,有以致之的。

音乐多媒体作品的意义建构——由台湾家电用品“足感心”系列电视广告思考理论架构

有关音乐的意义,在符号学(如纳蒂埃,Jean-Jacques Nattiez)的研究中已有论述。然而在多元创作的今日,音乐往往结合了影像、文字、剧情等不同媒体一同展现;在此情况下,其意义是如何建构?音乐与影像等其他媒体各自所带有的信息对于整个作品的意义建构,其贡献又是如何?本文以"台湾家电用品足感心系列"广告为例,探讨近年来有关影音作品的意义建构之重要理论,特别是尼古拉斯·库克(Nicholas Cook)所提出的理论;并以广告音乐为例,提出对此理论的建议。过去二十多年间开始有学者提出分析多媒体作品的理论架构,库克及劳伦斯·茨柏克沃斯基(Lawrence Zbikowski)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又以库克的理论论述较为详尽,在英美音乐学界也受到较多瞩目。虽然库克之理论颇能兼顾作品本身特质(包括音乐、影像等不同媒介各自带有的特质)与作品之接收与创作的脉络、出发点等文化社会或个人的意义;但该理论对于今日充斥于人们生活周遭的广告影音作品所提出的意义建构,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文乃以"台湾家电用品足感心系列"广告影音短片"足感心"为焦点,借由分析广告影音中的剧情(对白、情节前后关系等)、音乐(织体、节奏、和声、音色等)及画面(场景、人物动作、构图等)中的各个参项,指出音乐意义建构在面对广告影音作品时,需要特别考虑的一个涉及营销目的及目标客户群的层面。

儒士琴的流浪——隋代文中子王通家族之琴

本文接续拙作《异国喧声中的淡雅音韵——北朝之琴研究》及《"纵任不拘"与"风韵清远"——东晋南朝的士族与琴》二文而作。承接前篇,本文处理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584~617年)家族之琴,其家族是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表现在琴上,同时代表了儒士琴与士族琴。王通先祖曾在永嘉乱时随晋室南迁,其后又因政治因素投奔北魏,此种政治经历深刻烙印在家族史上,反映在琴上则为儒士琴的转徙南北,因而本文名为《儒士琴的流浪》。本文梳理王通家族历史、王通个人及其家族的琴学实践,以及王通有关音乐的议论观念等等,以证成王氏家族具有儒士琴与士族琴特色。王通曾祖王彦"援琴切切",惋惜其父辅佐魏孝文帝"有志不就";王通继承《乐记》的礼乐观"重雅不重声",因"王道不兴"而鼓《荡》之什;处身山泽,不忘廊庙,以《汾亭操》表现隐居在野却心存天下的矛盾,此种以天下为忧即是"儒士琴"的重要特色。北宋朱长文《琴史》记载王氏一门三琴人,王绩又有诗句"少子解弹琴",王氏诸琴人均以琴表彰个人心志,作为话语策略,凡此均可证明王氏之琴具有"士族琴"特征,是家学的一部分。本文认为"士族琴"及"儒士琴"的传承至隋末唐初已日薄西山,《隋书·乐志》载隋文帝时龟兹之乐"其器大盛于闾闬","举时争相慕尚"。王公贵族子弟风靡于胡乐,王通家族之琴可能是"士族琴"及"儒士琴"最后的余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