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我国原创图画书的故事结构特征

图画书的故事结构对儿童语言发展和阅读理解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65本我国原创图画书故事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原创图画书以非人物主角最多,其次是儿童角色;在人称的使用上,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人称其次,没有以第二人称创作的作品;在故事结构类型上,以单一情节和多个情节的数量最多。学龄前适读与小学适读的图画书在主角类型、人称使用以及结构类型的呈现上具有差异性。

易宗神化天人道,经妙会通圣哲心——清代天主教徒吕立本《易经本旨》“耶易会通”析论

乾隆中期,出现了一本以天主教思想为主要诠释的著作,即吕立本(LyuLiben,生平未详)所撰《易经本旨》。《易经本旨》手稿收藏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经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Dudink)、王仁芳(WangRenfang)编辑整理,后收录于台北“利氏学社”所出版《徐家汇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第一、二册之中。《易经本旨》对《易经》的诠释结构,主要针对卦辞、爻辞、传文作出诠释,同时以天主教思想的前理解、天主教的教义与神话故事植入,因此充满着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与神格化诠释趋势。本文主要以《易经本旨》与《圣经》作为对照,分别从《易经本旨》的主旨与风格、天人关系、巽女生离王,以及《圣经》与《易经》的天地观四个向度,探讨析论《易经本旨》受到天主教教义影响后生成的独特内涵。要之,吕立本运用天主教思想注解《易经》之举,含有捍卫天主教原典的宗教意义。此方法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常使用的格义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在转化的过程中,所欲传达的教义很有可能受到语境的限制,而使教义与原典产生偏差;此外,西方耶稣会索隐派(Figurism,SocietasIesu)传教士如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等的《易经》研究,与吕立本作为天主教徒的诠释立场、脉络与内容之间的同异,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或区别等,仍具有后续深化研究的比较价值,值得观照与探索。

布洛赫电子的拓扑与几何

文章回顾了电子的拓扑几何理论发展的初期,大约二十多年的历史。首先介绍拓扑陈数在凝聚态物理中的两个重要应用。其一关于量子霍尔效应,绝缘条件下霍尔电导可以写成一个陈数拓扑不变量,从而解释实验结果的精确量子化。其二关于绝热泵浦,它描述布洛赫能带的绝热电流响应,与电子极化有密切联系。拓扑陈数是布里渊区上贝里曲率的积分,后者本身也有独立的物理意义。接着介绍贝里曲率对电子动力学的影响,包括反常速度和轨道磁化等概念。作者还将这个理论推广到多带情况,使其可以应用到自旋输运等现象。最后,文中展示了再量子化方法,从半经典模型来获得布洛赫电子的有效量子理论。在非相对论极限下,泡利—薛定谔方程可以看作是狄拉克电子在正能谱上的等效量子理论,其中的自旋轨道耦合即是一种几何物理效应。

八仙疑案之一——蓝采和与韩湘子

民间及道教信仰中的“八仙”,今指汉锺离、吕洞宾、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彩)和、李铁拐、曹国舅及何仙姑等八位“上洞神仙”。此一神仙组合的完成,大约在明中叶以后,其后虽仍有部分异说①,如《列仙全传》②无张果老,而有刘海蟾;《西洋记》中无张果老、何仙姑,而有风僧寿(《续文献通考》③作“风僧哥”)、玄壶子④等,但趋势已定,至今已广为大众接受,一旦提及“八仙”,几乎人无异议,径指前述八人,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神祇。民间习俗相传,在年节喜庆或祠庙宫观前,均张挂绘有八仙骑神兽的“八仙彩”条幅,其形制大小不一,偶亦有其它象征福禄寿喜的“财官”及神童、仙鹤、青松等图,不完全是八仙图像;但是,以八仙作为主体及各仙的造型,却是完全一致的。

话说“暗器”——从“流星锤”到“血滴子”

“暗器”是武侠小说中常用的“武器”之一,但从未列入“十八般武器”之中。大抵上,“暗器”予人的印象,一定是小巧细微,难以用肉眼察觉,可以在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以偷袭的方式攻击,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在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什么金钱镖、梅花针、铁蒺藜、袖箭、弹丸,的确也是形制偏小,符合这个概念的。当然,由于其形制较小,杀伤力较弱,即便能够伤敌,却未必能够迅速降低对方的攻击力,甚而致命。

北大汉简《反淫》反映的养生思想内涵——与出土材料合证

北大汉简《反淫》有59枚,1 200余字,简文具有赋体的标准问答形式。结合相关材料发现:《反淫》赋的内容反映了先秦至两汉时期养生思想的承袭及具体事实。赋文共记载了13件事,其中有4件事与服食、音乐、运动健身、食气导引有关,且可与出土材料的养生概念系联合证。《反淫》赋中服食部分提到了“饮食”“饮酒”;健体运动部分提到了射箭、校猎、弋射、登临、垂钓。赋文强调操乐修身、以音养生;认为食天地精气可强筋健骨。赋文中的另外9件事并非与养生无关,只是旁证不足。

台湾地区科学教育发展——以科学建模教学为例

前言台湾地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科学教育研究蓬勃发展且成果丰硕。以2000—2010年间为例,学者的研究着重在科学概念的建构与科学概念改变的探讨上。与此同时,为在职教师设立的教学硕士班成立,许多在职教师开始到各师范大学或教育大学进修。在科学委员会的主动规划下,一群科学教育学者(约30位)和教学硕士班的学生(约80位在职教师)便以双层式诊断试题(two-tier diagnostic test)为研究方法对国民中小学生的科学(含物理、化学、生物)概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一方面可以了解各年段学生科学概念发展的分布情形。

儒与墨的分歧在于经济而非伦理——以荀子对墨家节用思想之批判为线索的论证

荀子对于墨子的批判是为“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以经济思维的批判作为墨学的概括,而非道德论实践上的兼爱理论。而检视荀子的经济思想便可以发现,其多为针对《非十二子》中墨子批判的三个向度而发。由此更可进一步理解到,荀子在作为儒家的自我认同中,与墨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利”与“义”的对立,而是“节用”与“节用以礼”的差异。如以经济学脉络而论,可说墨子在自苦中“以节流作为开源”,而荀子则是在礼仪繁饰中“以开源作为节流”。也就是说,荀子在经济论述中仍以礼作为终极价值去涉入,那是一种“裕民以政”的政治经济系统。在以礼为核心的经济论述中,荀子不仅梳理物质经济,更强调物质文明,他认为经济论述上的富足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足,还须涉入心灵上的富足。只要能够以富养民,而不仅是如墨子赋予天子以至庶民自苦俭约的义务,那么便能够充满生命驱力去裁万物而使资源源源不竭,在开源中富足,也就没有所谓“忧天下之不足”的问题。

3~5岁儿童心理理论发展趋势:一项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

心理理论是儿童在成长历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社会认知能力。本研究依据次级语料,分析3~5岁儿童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展现的心理理论领域中表象与真实区辨、意图推测、因果关系理解的差异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第一,3~5岁儿童在“推测男孩有意图”“正确理解因果关系”“错误理解因果关系”“未提及因果关系”方面有显著性差异。第二,从发展趋势图来看,3~5岁儿童在“明确区辨表象与真实”“推测男孩无意图”“错误因果关系理解”方面呈现二次曲线发展趋势,为倒U型;在“模糊区辨表象与真实”“未提及男孩意图”方面也是二次曲线发展趋势,但为U型;在“推测男孩有意图”“正确理解因果关系”“未提及因果关系”方面是线性趋势;男孩和女孩在“推测男孩有意图”“正确理解因果关系”的发展趋势均为线性趋势;男孩在“明确区辨表象与真实”的发展趋势是倒U型,而女孩的发展趋势是水平线型。

基于图像叙事理论的反皮草海报设计研究

动物皮草服饰成为时尚潮流以来,导致数以万计的动物遭到杀害,反皮草海报由此在反皮草活动中应运而生。通过基于图像叙事理论的反皮草海报设计研究,分析了反皮草海报创作中的图像叙事方式,使公众对反皮草海报创作产生了更加立体的了解,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呼吁动物皮草生产商和销售商能停止动物皮草的生产与销售。

文化海报设计发展历程与趋势研究

文化海报设计兼具社会性和艺术性,旨在通过视觉形式传达、展示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它们不仅能传播特定文化信息、历史和社会运动的媒介,也是一件艺术品,能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或族群的文化特征,深深植根于其传达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内容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文化交流的加深,文化海报设计呈现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涵。

设计实践与地域性维度的教学方法评测——二元模糊德尔菲法的适用性决策

科学的创意思维法有助于创新力和设计教育的发展。然而尚未有通用的适合设计教学使用的思维法,因此,本研究依据大学设计教育的办学思路以及学生特点将创意思维法转变成设计教学方法,从“设计教学实践”与“地域性主题”两个维度进行适用性评测。提出德尔菲法与二元模糊语意模型结合的评测模式,使用三角模糊数、欧式距离法、OWA等算法对15位专家的评估值进行统计分析。筛选出11类创意思维法最适用于设计教学,表明大学设计类教师对于方法应用的基本观点。所评估筛选的创意思维方法对于大学的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首次提出将二元模糊德尔菲法结合到该领域。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论迈向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

教育社会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范式到诠释/现象学范式、批判/解放范式等多元范式的发展过程。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在竞争关系中共存。实践范式的出现为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整合创造了条件。实践范式是朝向社会实践的研究范式,是从研究探究一步步“落地深耕”到实践的一系列承诺。实践范式的教育社会学秉持“教育实践”的核心立场,通过研究(者)与实践(者)关系的变革,激发实践智慧,实现教育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同时,实践范式因其对本土化实践研究的凸显,故而对研究教育社会学本土化路径的实践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AI辅助商业插画创作模式

商业插画在广告、品牌营销和媒体等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如何准确表达客户需求一直是商业插画创作的挑战。探索了将AI与创作过程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了一种AI辅助的商业插画创作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特点是需求与创作的协同:通过AI生成草图的方式,协助客户逐步明确需求,最终完成插画创作。通过一个实际案例的验证,证实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基于此,AI辅助的创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创新途径,有望更有效地满足客户需求,使商业插画创作更高效。

社会设计溯源与区域性应用策略研究

社会设计是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多元而系统性的解决策略,它重组设计思维与资源配置,具有创新性和永续性。目前,国外社会设计已趋于成熟并运用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而国内对这一概念的来源、应用策略等认知尚存在模糊现象。本文通过对社会设计的溯源研究,结合区域性设计案例,探讨构建创新永续的设计应用策略。

图书馆馆藏的人工智能比对服务

图书馆的数位馆藏,以传承、公益、教育为目的,虽然易于被使用,但也易于被滥用。论文以台湾科学教育馆、中学生网站的馆藏为例,说明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比对服务,将数十年来的影像与数位馆藏辨识撷取出文字,进行字符串及语意比对,比专家找出更多雷同作品,甚至发现抄袭40年前旧作之情形。现今人工智能技术,虽然便于发展出成效良好的比对服务,但其误用,则更难防范。相关的技术与规范,宜及早规划,以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女侠的萌芽——《谢小娥传》新解

在唐人小说中,出现过不少女性的侠客,如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贾人妻等皆是,有不少学者在讨论唐代侠客之时,往往也将《谢小娥传》纳入其中,对谢小娥为父、为夫报仇的坚毅勇决、智慧机敏赞誉有加,连《新唐书·列女传》都有记载。不过,谢小娥是否可称得上是“侠女”或“女侠”,却不是如此顺理成章的。《太平广记》虽有“豪侠”一类,却未将此篇纳入其中,反而归类于卷491《杂传记》中;而另一篇显然是同一故事而由不同人撰写的《尼妙寂》,则是收在卷128的《报应》中。明代王世贞编选《剑侠传》,未收录此篇,甚至邹之麟的《女侠传》也未见记载;唯独徐广的《二侠传》,将其列入卷18之中。其后,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19,将其改编成白话小说《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并以“侠概惟推古剑仙,除凶雪恨只香烟。谁知估客生奇女,只手能翻两姓冤”称道其为“侠”。在这里,引发出一个向来混沌未明,而且颇受误解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侠”?紧接着,又一个问题,在向来专属于男性称呼的“侠客”群中,女性侠客是如何崭露头角,因而引发瞩目,在后世占有一席之地的?

論《周禮》“以爲民極”開展的民本思想

從《尚書》已可見禹繼承堯、舜以來傳賢的概念,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政治概念,正式開啓民本思想之先聲,也成爲後代施政規劃所取法的核心。《周禮》即借用《尚書·洪範》“建用皇極”的概念,在“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的全書宗旨中,將“以爲民極”的民本概念視爲施政者努力開創全民福祉的核心。由於以民爲本的思想,主要藉由養民、教民、治民三大方面體現之,因而本文再分别從此三大方面體現其所開展的民本思想。最後,總結《周禮》以發展民生經濟奠定王朝的根基,再以德禮之教締造講求道德的社會團體,並以“五刑”輔助治理邦國,共同促成理想社會的達成。

《好了歌》与“解注”关系考论

《好了歌》出现在《红楼梦》开篇,历来被看作《红楼梦》起源与秘密的埋藏地,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歌与注的意蕴、翻译及评价,历来关注者众;然而研究《好了歌》与解注的关系并对二者主题差异进行深入论述的却很少。本文从《好了歌》与解注的比较分析入手,揭示二者主题的不同,并着重于二者之间“解注关系”的探讨,得出关于解注对象、解注形式、解注本质方面的结论。进而对《好了歌》及解注文本进行重新清理,以守恒、情欲原动为基础提出了应运、应劫的类型,析解其中蕴含的《红楼梦》守恒论、神人两层、遭际模式论的思想,对以往的解脱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并与小说其他部分进行互证,阐释了《红楼梦》中情与死、结果与经历的观念,进行了小说思想观念总纲的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