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意象“多”、“二”、“一(○)”螺旋结构论——以哲学、文学、美学作对应考察

人类的一切知行活动离不开“思维”,而“思维”又始终以“意象”为内容。它初由“观察”与“记忆”的两大支柱丰富“意象”,再由“联想”与“想象”的两大翅膀拓展“意象”(多),然后由“形象”与“逻辑”(二)的两大思维运作“意象”,最后由“综合思维”统合“意象”(一(○)),以发挥最大的“创造力”。如此周而复始,便形成“多”、“二”、“一(○)”的螺旋结构,以反映“意象系统”。而这种结构或系统,不但可在哲学层面寻得它的依据、文学层面考察它的表现,也相应地可在美学层面找到它的归宿。

论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以“多”、“二”、“一(0)”螺旋结构切入作考察

自来研究意象的学者,大都只注意到“个别意象”,而忽略了“整体意象”;即使有的注意及此,也仅提出“意象群”或“总意象”、“分意象”的说法,而无法梳理出“意象系统”来。文章有鉴于此,即以“个别意象”与“整体意象”为基础,试图借着由“层次逻辑”而形成之“章法结构”,将自“个别意象”逐层提升至“整体意象”的“意象系统”作一呈现,使深埋于意象与意象间的内在逻辑或“纽带”,得以开挖、显露出来,进而用“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作考察,以见“章法结构”与“意象系统”不可分之关系。

从农事祈报诗论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以《思文》《丰年》《生民》为讨论中心

早期农业之发展,"靠天吃饭"的成分远甚于今,因而农事诗在《周颂》之中所占比例极高,且多以祈报为主要内容。缘于《周颂》乃天子宗庙祭礼或祭祀山川神祇所用之乐章,且大多属于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昭王时期之作品,因此最能反映周初制礼作乐之人文精神,且深寓教化意义于其中。文章拣选《周颂》最能代表农事祈报之礼的《思文》与《丰年》为讨论主体,并辅以《生民》一诗以明其详,综合此三篇之内容以探讨周代祭祀之人文精神与教化意义。

“真善美融合”之三探——杨道麟博士的语文教育美学核心思想述评

华中师范大学的语文教育学专家杨道麟博士的新著《语文教育美学研究》以"真善美融合"的核心思想贯穿全书,既挖掘它的源头活水,也注重它的理论应用,更凸显它的实践成果,可谓周遍与圆满,在学术与教学上均极具创新价值,显示了作者确立"语文教育美学"的主攻方向的大胸怀、力促语文教育"三个维度"的和谐共进的大景观、熔铸语文教育"四种学力"的圆照深识的大眼界,充分彰显了一名学者可贵的职业品格和巨大的理论锐气以及超群的使命意识。

《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

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

科技也是一种人文 ,是一种走向“存有的执定”义下的人文 ,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过程而成就一“我与它”(Iandit)的思考格局。衍而申之 ,它可能走向一“具体性的误置” ,而这正是现代科学理性的特质 ;这将造成工具理性的偏歧作用 ,与人实存的异化有密切的关系。“由人而文”是一实存者的开展与定位 ;而“由文而人”则是经由定位而溯至实存者的回归。藉用“境识俱泯”、“境识俱起而未分”、“以识执境”及“存有三态论”

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与检讨

台湾新文学史的叙述向来难摆脱民族、政治的纠葛，或以政治上的反共、解严为依据，或以文学思潮上的写实、现代、后现代为依据，或以文学社团的成立为依据。本文仅对目前可见的几种分期，加以描述，并略做检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分期，不应该被简单划分为一个殖民统治时期，目前较普遍的一个分法，是将日据台湾新文学划分为三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中日进入战争前夕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几乎没有异议。战后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各论者亦有不同的看法及理论依据，最为常见的是以十年为断的分期法。唯每一种主观的论述，各照一隅，互有得失，台湾近百年的新文学究竟该如何分期、如何叙述，有待于作进一步反思。

叉子与筷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通

一 任何“抽象性的概念”皆来自具体的“经验性的觉知”。主持人，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安，(掌声)很高兴与各位年青朋友见面。今天要与诸君谈谈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这是一个类型学上的大问题。这里所谓东西文化，主要仍是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当然，就东方文化而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还是有区别。下过我们今天是就大的类型来说，怎麽说?从何处说?就从“筷子”和“叉子”说。

小学语文教材改进之我见

不集中识字是两岸三地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这种教学方法跟教学目标背道而驰,教材与语言脱节,不符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因此,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施行"集中识字"、"识字教育与书法教育分途"、"语文教学与诗歌教学紧密配合"等改革创新。同时,语文教育应吸收传统蒙学的优点。最终,希望中国的语文教育,使学生们经过小学与中学的十二年教育,无论是阅读或写作,都能纯熟地运用文言与白话两种文体,充分了解前人的智慧与经验,并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意见。这样,"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的语文教学总目标才不致流于口头,才能落实生根。

论思维力与语文螺旋结构之形成——以“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加以观察

思维力乃语文能力之母,是出之于先天(先验)的,而语文的研究是成之于后天(后验)的。通常,语文的能力,含“一般能力”、“特殊能力”与“综合能力”等;而语文的研究,则含意象(狭义)学、词汇学、修辞学、文(语)法学、章法学、主题学、文体学、风格学等。它们经由“形象”、“逻辑”与“综合”三种思维之牵合,使得先天的语文能力得以因与后天的语文研究接轨而一一确认,而后天的语文研究也得以因与先天的语文能力接轨而归根于生命。由此可证明两者离不开“思维力,”始终是顺逆对应、融贯为一,而形成“多”、“二”、“一(0)”的螺旋结构的。

三一理论与作文评改

语言学界出现"三一"学派,由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主导,提出"零度和偏离"、"潜昱"与"四个世界"三者统合为"一"的理论体系,应用于语言学、修辞学上,普受学界推崇。其中特别关注到零度和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的联系与转化问题,成为他"三一语言学"理论之核心内容。由于这种理论可彻上撤下,形成"螺旋系统",适用面甚广,因此,将它运用到教师的作文评改上,期望对现在以至于未来的作文评改而言,都有较明确的理论依据,而收到更大效果。

康有为《大同书》与《礼运》的思想联系

一前言钱穆先生治学向称严谨,虽然对于康有为的学说相当有意见,以其大同说乃'无端发此奇想',不过仍然认为倘若谈论近300年之学术,必以长素为殿军,[1]故知康氏名列晚清学术之重要人物,实不遑多让。然而综观康有为之一生,虽然其誉满天下,不过,谤亦随之。推究其实,则康氏惊天动地之学术论述,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大同书》,正是促使其受到严重争议之最重要因素,其中尤以《大同书》为然。

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其次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则稍作简单结论。

八仙疑案之一——蓝采和与韩湘子

民间及道教信仰中的“八仙”,今指汉锺离、吕洞宾、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彩)和、李铁拐、曹国舅及何仙姑等八位“上洞神仙”。此一神仙组合的完成,大约在明中叶以后,其后虽仍有部分异说①,如《列仙全传》②无张果老,而有刘海蟾;《西洋记》中无张果老、何仙姑,而有风僧寿(《续文献通考》③作“风僧哥”)、玄壶子④等,但趋势已定,至今已广为大众接受,一旦提及“八仙”,几乎人无异议,径指前述八人,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神祇。民间习俗相传,在年节喜庆或祠庙宫观前,均张挂绘有八仙骑神兽的“八仙彩”条幅,其形制大小不一,偶亦有其它象征福禄寿喜的“财官”及神童、仙鹤、青松等图,不完全是八仙图像;但是,以八仙作为主体及各仙的造型,却是完全一致的。

话说“暗器”——从“流星锤”到“血滴子”

“暗器”是武侠小说中常用的“武器”之一,但从未列入“十八般武器”之中。大抵上,“暗器”予人的印象,一定是小巧细微,难以用肉眼察觉,可以在对手不注意的情况下,以偷袭的方式攻击,从而达到伤害对方的目的。在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什么金钱镖、梅花针、铁蒺藜、袖箭、弹丸,的确也是形制偏小,符合这个概念的。当然,由于其形制较小,杀伤力较弱,即便能够伤敌,却未必能够迅速降低对方的攻击力,甚而致命。

论章法结构之方法论系统

"章法结构"是以"阴阳二元"之互动为基础,经其"移位"、"转位"与"包孕"之作用而形成整体之"多←→二←→一(0)"之螺旋结构的。这种历程,可归本于《周易》,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用方法论原则或系统加以确认。而其中"二元"之"移位"与"转位"所推拓的是各层之"章法结构",而"二元"之"包孕"所连锁的是上下层以至于整体之"章法结构",它们功能虽不同,却都是构成"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主要内容,缺一不可。

“父”与“权”:中国文化传统中“孝道”与“皇权”的纠结

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共同体之建立与宗教、理性之诞生相伴而生,而这与“皇权”与“孝道”相应,皆与“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顺着历史与哲学两层面而展开分析,周公之制礼作乐代表由部落王权走向普遍王权,隐含一王权的虚化与孝道之落实。就政治文化史、思想观念史而言,此即是由“帝之令”转而为“天之命”,是由畏惧生仁敬,由威权转道德,血缘性纵贯轴亦由此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原先的政治理想──王权虚化、孝道落实,并未真正成功。随着帝皇专制、绝对皇权的建立,孝道亦因之而被异化了,因而专制性的纵贯轴与血缘性纵贯轴极奇诡地合为一体。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化的发展,孝道已逐渐由血缘性纵贯的专制皇权中解放开来,走向人际性的互动轴,孝道也有着崭新的可能。

偏离理论在作文教学上之运用

语言学界有一套完整之偏离理论,由南京大学的王希杰教授提出,应用于语言学、修辞学上,形成零度和偏离之观念,特别关注到零度和偏离──正偏离和负偏离之间的转化问题,成为他"三一语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由于这种理论涉及"螺旋",适用面甚广,因此在此试着将它运用到教师之写作指导上,期望对现在以至于未来的写作指导而言,都有较明确之理论依据,而收到更大之指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