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下)

三、耶稣会天文家对"四余"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争辩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体认到中国政府对天算的重视,乃极力在教会中鼓吹"知识传教"的策略,致使天算之学因缘际会地成为中西两大文化交会的主要接触点之一。天主教天文家为突显西法的优越。

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上)

所谓"四余"乃指罗喉、计都、月孛及紫气四颗虚构的星体,本文尝试就其自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各星定义的演变以及其在术数上的应用做了广泛的探讨,并对入清以来新、旧法派天文家间长达近百年的四余删改之争做了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借此一个案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社会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唐代刺史的税官角色

唐代刺史最重要的使命,无疑是监督州内的税赋并上缴。简单说,唐刺史本质上就是州最高一级的"收税官",跟罗马帝国时代的总督也主掌收税类似。至于其他业务,比如主导州内大型建设工程(疏通河道、兴建桥梁等),招辑逃亡他乡的百姓,开辟新的荒田,甚至祈雨祭神,劝化百姓,乍看之下跟收税无关,其实也都跟税务息息相关,因为这些业务,最后是为了使谷物产量提升,户数增加,百姓生活安定,不再逃亡,最后也将提高州内的税钱收入。刺史的年终考课,基本上以他的税收业绩为依据。

台湾中学历史课程和教材

最近,台湾的历史课程与教材都开始做一些变动与调整,这是整个学校课程调整中的一部分。主要原因是旧制度已实施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非但各种缺点越来越明显,而且也不能和当今的社会需求相配合,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课程调整的大概情形是:在国民中学阶段,相当于大陆的初中阶段,把原来的前三册本国史,后两册外国史改为第一册台湾史,第二、三册本国史,第四、五册外国史,重点是加强乡土历史的教学。这方面的教学长期以来受到忽视,需要加强。高中阶段将原来在前两年的历史必修课从三册本国史,一册世界近代现代史,

评朱熹对历史人物的看法

评朱熹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张元朱熹集北宋理学之大成，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根基于他的学说思想，既是理学家论历史人物的主要代表，又与其他理学家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主要论点为何，方法为何，有何意义，应有一探之价值。（一）品评历史人物是传统史学的一项重点，正史论赞...

朱子讲历史之二：通鉴、七国之乱与后汉书（续）

我们读一段资料，觉得很有意思，一定会想到如何用于课堂教学，进一步也会想到如何用于命制试题。我们既然读了朱子的这一番话，也对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分析，是否应该考虑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加以运用？

朱子讲历史之八：《诗经·二南》中的文王教化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成白话,就是：“关关和鸣的雎鸠,并栖黄河的沙洲。娴静美丽的姑娘,是公子的好配偶。”（吴宏一语译）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关雎）的第一章，也是受过教育的国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诗句。它是什么意思呢？汉代的儒者多从政教的观点立论，有的说它是赞美文王的教化、后妃的美德；有的说是讽刺康王好色晏起，不上早朝，具有劝诫的意思。

朱子讲历史之六：废井田与开阡陌

朱子讲到“商鞅变法“，对于《通鉴》未载商鞅见秦孝公时的那一段精彩对话，很不以为然。朱子说：“司马温公的个性过于朴直，不能了解像商鞅这种人，也就不相信这段谈话的真实性。删去了，很可惜。”接着，对于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的解释，朱子是这样讲的：

朱子讲历史之二：通鉴、七国之乱与后汉书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是关于《春秋》的记载，其中无可避免地谈及经学和史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朱子的心中，史学和经学之间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说，史学不可以不讲义理，经学不可以违背事实。但是，经、史关系兹事体大，要谈论这样的大问题，先要对一些经、史著作有点概略的了解。朱子在谈《左传》的时候，随口谈了些史书，其中对《资治通鉴》谈得最多，也颇为中肯，值得稍作介绍。

朱子讲历史之七：周宣王的大臣仲山甫

朱子与学生一起读《诗经·大雅》的《熏民》篇，讲的是周宣王时，大臣仲山甫要到齐地去筑城，另一位大臣尹吉甫写了这首诗为他送行。

老师读《通鉴》——历史人物的出场

历史课堂就像是一座舞台，老师第一次讲到某位历史人物，先要向台下的观众（学生）做简要的介绍，这就是人物的出场。在舞台上，重要角色的出场，都经过一番设计，摆出某种架势或姿态，就是所谓的“亮相”，目的将这位人物的特色显现一下，给观众一个最初的印象，以便于观众很快掌握剧情的开展，能够迅速沉浸于它所呈现的气氛之中。

朱子讲历史之五：历史中的“道理”和“技巧”

这一天，朱子与学生谈《易经》中的“咸卦”，“咸”是“感”的意思，“咸卦”是讲“交相感应”的道理。课堂记录见于《朱子语类》卷七十二。

朱子讲历史之三：评伊川易传中的史例

最近读何炳棣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2004），觉得很有意思。这本历史学者的自传，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专题研究的论述颇为深刻，值得细读，也可以学到很多。他在两处地方提到朱子，也是备致推崇。一是谈及张载的《西铭》，他引用朱子批注《西铭》之后的“论日”，接着说；“朱熹对《西铭》的了解远较无数《西铭》中、英文诠释者为深刻而正确。”二是说到《老子》与《孙子》之间辩证传承的关系，

朱子讲历史之四：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

西周初年，三监之乱与周公东征之事，主要见于《诗经》的（鸱鹗）、（东山）、（破斧），以及《尚书》的（大诰）等典籍。朱子在讲到经书中的这几篇文字时，必然会交待当时的情景，正也流露出他对这个时期历史大事的理解。周公东征起于三监之乱，三监之乱是怎么发生的呢？朱子先对大情势作了说明：

朱子讲历史之九：《诗经·小雅》中的国君心意

我们谈朱子怎样从《诗经》中讲历史，谈了《大雅》和《国风》中的篇章，现在谈谈《小雅》吧。学者说，《诗经》之中，“风”与“雅”的区别，就好像现代音乐中的地方调与京调一样，非常明显。《大雅》共三十一篇，都是西周时作品，《小雅》共七十四篇，产生的时间最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而以周厉王、宣王和幽王的时代最多。它们的作者，多数是周王朝的上层人物，也就是贵族，少数是人民的作品。学者又说，《大雅》和《小雅》的产生地，在镐京、雒邑，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有周族史诗、战争诗、讽刺诗、民歌、恋歌、农事诗、生活诗祭祀诗、歌功颂德的诗等等，是周代社会家庭的一面镜子。（程俊英、蒋见元着《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页435。）《小雅》虽说只有七十四篇，篇数并不算多，但有些篇章颇长，在《诗经》中，分量不算小。然而，我们看朱子讲课的记录，就是《朱子语类》卷八十一，朱子讲《诗经》中的《国风》，学生记了不少，讲《大雅》，也记了不少，唯独《小雅》，学生记的不多，原因何在？今天已无法知悉。很可能朱子讲《小雅》中的诗篇，以所着《诗集传》为主，明白晓畅，学生疑问不多，讨论有限，也就没什么可以记录的了。

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对努尔哈赤称汗迄皇太极称帝前,此政权国号究竟是"金"、"后金"或二者皆曾使用,学界至今仍缺乏共识。得益于近年来大量先清时期资料的刊行甚至数字化,通过首次地毯式地搜找相关满、汉文史料与文物,确认并无任何"后金"曾作为国号之坚实证据,且从查得的百余例官方用法,可知先清时期的国号应始终为"金","天命"也并非年号。

論唐代的侍御史知雜

唐末赵璘《因话录》卷五中有一段关於唐代御史台的详细记载，经常为人引用，但其开头有一段话颇不易理解：

清朝满文避讳漫议

康熙帝名玄烨,满文拼作hiowan yei,故原拼作hiowan之"玄"字,或拼yei之"邺"字,此后仅能作siowan ye;汉字则有"弦""弦"等字缺末笔之变。满文避讳之字音与汉字官话声韵演变关联甚重,原本应作hiowan之团音"玄""悬""轩"等字,康熙朝以后改作siowan;原本为siowan之尖音"宣""旋""选"等字,仍为siowan。hiowan音避写,而siowan音不改。满汉避讳皆未见siowan"宣"应避之理,故曹寅之弟曹宣改名曹荃,绝非缘于避康熙帝满文之御讳。

科学精神与实证主义:设计史书写的可能外延

设计史在学科大发展的背景下,应当承认还有诸多不足与问题,如缺少宏观的跨学科讨论及具有历史意义的思考,鲜有微观的定量化、科学化的分析和实证主义的解剖。除专注于自身的内涵外,设计史的书写还应该建立起一套可能的外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范畴下的诸多领域,甚至中国古代占卜、科学及气候等层面的议题,都应当成为其开展对话的基石。

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本文以"荧惑守心"此一被视为大凶的天象为例,尝试深入探讨我国古天文的星占特质。发现历代文献中的23次荧惑守心纪录,竟然有17次均不曾发生,而在另一方面,自西汉以来实际应发生的近40次荧惑守心天象中,却多未见文字记载。文中并试探了星占书中占辞随时代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