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海之后:丘逢甲诗中的台湾印记与沧海苍生情

丘逢甲生长台湾,中进士即辞官返台主讲书院,反对清廷弃台而首倡台湾民主国,抗日不成内渡而欲行民主于中国。从"书生报国:几次渡海与去住两难的苦心孤诣"探讨丘逢甲几次渡海的心事与去住两难的纷纭;以"念兹在兹:台湾印记与太平蓝图的绘制"阐述台湾印记的形塑及以台湾为蓝图的太平图景;以"挺身而出:极目沧海与胸怀苍生情"说明丘逢甲从海洋变局映现的沧海雄心与苍生情;从"渡海视域:东周遗老与跨海诗情"论述丘逢甲的东周遗老观与尊孔设学,着力以诗建立的跨海连结。丘逢甲身处清末民初的易代之际,几次渡海,一生志向,全在天下苍生与文化传承,而"诗"更成了斯文在兹且绵延不绝的明征。

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以“超现实”在台湾诗歌中的流变为例

在台湾当代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诠释力所涵盖的诗人群或诗潮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富于创造力与生命感却未必"与时俱进"的诗人个体。诗风或诗潮命名者的光环经常笼罩诗作的个别现象,时间久了,暂时性的权宜命名则鸠占鹊巢,变成恒常的指谓。命名关乎对文学现象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用恰当的语词替诗作的各种元素命名,以建构诗史的诠释体系,则关系到诗体的认知选择与美学倾向。从名实问题入手,以洛夫为例,拈取具标杆性的超现实作品,可以讨论台湾当代诗中因诗潮而汇聚的诗风,并兼及因诗风涌现而累积的文学史议题——我们发现,洛夫在1950年代的《石室之死亡》,其"超现实"包裹着"事件的即兴演出"的"后现代诗"因子;1980年代之后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时代,洛夫的《漂木》,不但显现"政治议题与文本交欢"的后现代特质,也涌动着"浮动在现实之上"的"超现实"影子。于是命名的权宜性与固着性令人深思,其中牵涉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是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及诗语言

台湾现代诗史中的后现代有两种不同的意涵:时间上的后现代及美学上的后现代。时间上的后现代,指向1980年代以后;美学上的后现代,其哲学内涵重于拼贴的形式,而于1980年以前的诗作就已见蛛丝马迹。透过文化及文学、美学、哲学翻译的后现代思维,在台湾有形式与内涵分离的现象。在形式上,一眼可见的后现代,未必富含后现代的精神;而具备后现代精神的创作,未必符合标签上的后现代。论文以夏宇、向阳、简政珍、杨小滨的作品为论例,就形式的游戏与辩证的思维两方面切入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语言,尝试寻绎后现代语言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

驻足与追忆——李白在天地行旅中浮现的浙东诗景

李白性乐山水,好结交朋友,行迹所至,每多佳篇。文章聚焦在李白五入越中,首先探讨李白以诗所绘制的天下图景,再爬梳几度的越中行,参照学者所作诗歌系年,逐一阐明李白驻足所捕捉的浙东风景与情思。更进一步探索李白离开越中后,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藉由想象与追忆,不断浮现的越中图景,呈现出比在越诗作更为阔大而细致的景象。由此归结出:李白入越停留的时间虽不长,藉由闻名、亲临与追忆的反复而多重对话,以驻足与记忆交织而成的浙东诗景,兼具山川美景、历史意涵、人文风情与诗人性情,特别丰美而多姿,成为形塑李白生命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环。

记忆年少——中唐寒士社群的励志之路

一、前言.初盛唐时期,在经历战事摧残后,百废待兴.初期君王以土地、税赋的变革,兵役的改制等作为,展现其治理帝国的企图,果不其然,黎民百姓迎来贞观与开元盛世.除致力于帝国的建设外,君王还推动科举制度,大力鼓吹科举考试,让天下知识分子怀抱无限希望.因此,毕生以“学而优则仕”为目标的士人们,乐观且积极地求取一展长才的机会,即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也能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壮志.

江山有待:建构物候诗学的思考路径之一

江山的亘古存在,与四时的变动不居,形构成极其繁复的天、人论述,有政治上四时郊祭的礼仪,有农业上耕种收藏的作息,有思想上天人感应的各家论述,有文学上春思秋悲的抒情传统。结合时序与山水,藉由杜甫"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与"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所开启的问题意识,爬梳"江山"与"山水"相关词群,探讨"江山"的南方属性与时序特质;聚焦讨论杜甫的图画山水与实体山水,尝试提出杜甫所形塑的"山水"新典范;从"江山有待"论述时序与山水的交响,藉由细读诗歌文本与历代诗评、诗话,寻绎建构物候诗学的可能路径。

原型、叙事、经典化——以大荒、罗智成、陈大为的诗为例

本文试图结合新批评和原型批评,从写作模式讨论大荒、罗智成、陈大为等三位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史原型人物的运用,在经典化底下探索诗人对传统的眷恋与创造。大荒以史入诗、罗智成炼思探史、陈大为化论为诗,呈现出值得珍视的文学质量。他们目击现代中文的发展,返身探索现代文学据以诞生的表现力与集体意识,消化吸收后,汇集为自己作品中的认知与想象,于是冬眠了千百年的原型人物悠悠苏醒,染织世情,化为现代诗人登顶的高峰。原型叙事从僵化到活化,从封闭到开放,因此可以藉诗人由悖反传统、回返传统到建立新传统的轨迹,找到一些反方向的言说,作为开涮原型、抽翻"传统"、播弄诗意的收束。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数字诗的发展与美感生成

自1986年出现类程序语言的诗作,数字环境改变了解严后的台湾当代诗,而使得互动、制动、多向、多媒体、非平面、多重叙述的创作方式,大幅冲击了以平面出版、单纯文字构筑的文学环境,形成20世纪末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从文字到图像与影音,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从单一文本到超文本,从作者往读者的单向灌输到作者与读者间的多重互动,数字语境下的台湾当代诗在文字与非文字、意象与意义之外,引逗出令人反思的情意姿态。数字语境之于台湾当代诗,呈显激发创作动力、扬掀传播媒体的革命、活化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管道,而未曾背离纯文字书写的文化论述。同时,做为工具的数字元素,在人为的发扬蹈厉之初,从试图摆脱单文本、纯文字、纸面传媒的当代诗发展背景,建构各种超文本、多媒体、多向性的作品,而使得文字与图像的依违关系由显而隐,无意间碰触意义释放、意象表现等问题。以超文本文学下的台湾当代诗发展为主,可描述1990年代以来,台湾当代诗在数字语境下的发展概况以及数字文学论述的建构;以网路社群中拈取苏绍连的数字创作为例,可探入台湾当代诗因传播媒介转变而开启的创作实验与诗艺格局。

论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

从现实的四个命意出发,可列述现实书写的两个要件,进而聚焦于1980年代以降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可首先通过讨论外于共相的背景音乐式现实书写,即就诗作对现实的反应切入核心。1980年代之后,台湾现代诗的现实书写汇集各种手法而粲然大备,拓展观物方式而视野大开。1980年代以降,战后第一世代诗人成为了台湾现代诗创作与论述的主力,出于各种推波助澜的主客观因素,台湾现代诗的现实诗学已迄完成。

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录音实录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专项工程之一,2015年11月2日,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学术》编辑部主办的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成路九号"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韩山师范学院、《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心、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国诗歌网的专家、学者、主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在京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仪式。颁奖嘉宾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颁发给了颜炼军、李海英、张桃洲、郑慧如四位第二届"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为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的三批57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凸显了该刊倡导的学术性、开放性、引导性和公益性。

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阅读吴梅村《圆圆曲》的几个视角

明清鼎革,吴梅村历经甲申(1644)之恸,崇祯自缢,李自成陷京,清军入关,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乃于八年后写下《圆圆曲》,以犹具"时事"性的陈圆圆为主角所绘制的时代容颜,引发后续许多有关陈圆圆的创作与讨论。本文分为"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倖存者的余悸:世变沧桑中的儿女故事"、"《圆圆曲》的身世记忆:首发其端而成千古绝唱"三部分,尝试从草野齐民、为女性作传、诗性叙事、身世记忆、"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等阅读视角,探讨吴梅村在创作上合抒情、叙事与表演而为一,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乃能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关注到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以一代兴亡入诗史的"梅村体",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自非比兴寄托的抒情传统所能拘限。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理论轮廓

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恒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台湾现代诗界对于后现代状况的发生与取名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派。不赞成或不喜欢后现代艺术表现的学者、炒作或消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者、及从文化角度研究后现代的学者除外,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论述意见也有分岐明显的两派。通过探讨理论演绎后的台湾后现代论述轮廓,从时间上与美学上的后现代意涵,可把握台湾现代诗坛理解中的后现代诗特质,追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派别与意见,进而讨论奚密、廖炳惠、简政珍对后现代的思索。

浪迹穷荒:唐代诗人的边境书写与天下想象

在唐代统治者"开边"的大背景下,唐代诗人迈出了"浪迹穷荒"的步伐,并用诗歌展开了对边境的书写和对天下的想象。而这一书写题旨的开拓,有很大的成分缘自浪诗人们浪迹异乡的生命经验,特别是在边城绝域、殊风异俗的多重冲击下,产生传统与当下、故乡与他乡、自我与他者的多元交会。

唐代《月令》组诗的物候感知与地志书写

一、前言。古人观察天文星象、四季物候等自然现象,成为政治措施与农牧生产的指标,发展出“月令”体的著作,如《逸周书》有《月令》篇,已佚②,今存《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内容大同小异,保存了秦汉之际所累积的物候知识③.

感春之意:从“诗人在场”谈唐代物候诗学的建构

一、前言面对天地的亘古存在与四时的变动不居,除了政治上有四时郊祭礼仪,农业上有耕种收藏的四时农务,思想上有繁复的天、人论述,文学上有春思秋悲的抒情传统,更留存有长时段且极其丰厚的四时物候文献.笔者近几年着力于爬梳历代诗话之关注物候者,借由细读诗歌文本与历代诗评、诗话,深入探索诗人对自然宇宙的观察与诠释,寻绎建构物候诗学的可能路径②.

唐代闽诗所映现的边陲视域与黎元家园(摘要)

一、前言。唐前文献有关“闽”的记载,为数不多且不明确,依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班固《汉书·高帝纪》,秦以前闽地应已有社稷血食,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偏险难治,遂以强制移民的手段使闽越地区终止发展②.另一方面,闽地僻处东南海滨,与浙江、江西交界处又有太姥山、武夷山与雁荡山比肩耸峙,形成与中原地区阻绝的封闭性空间,因而长期保留有较多原住民的生活模式,同时也成为中原战乱时士民的避祸之地,在唐代更交会出极独特的诗歌创作氛围.

海外傳衣鉢——李穡《牧隱詩藁》的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

李穡年十四始學詩,善於觀察及摹寫自然物色,以詩作爲記憶自然與生活的印記,又歷經元、明及高麗、李朝兩國六朝的跨國易代,除了在父母國由高麗到李朝外,尚有中原的'遼前宋後交馳日,元北明南兩立年'(《北庭》)的經曆,朝代的興亡更迭與個人的進退出處,以及自然物候、風土人情之異,每見於詩,終身吟詠不輟,留下豐富的詩篇與許多值得探究的議题。李穡習朱子學,深得歐陽玄之賞識,視爲海外傳衣鉢者;而李穡又以李杜與程朱並列,成爲一生用力所在。是以本文從唐詩接受與物候感知切入,探討李穡以杜甫爲'正宗'而上溯《南風》,喚起順應自然物候以長養天下之民的帝王記憶,不斷召喚與天相親的農耕記憶,尤以時雨潤物、發榮滋工的物理,最爲深微而親切,從而跳脱抒情傳統側重的'悲秋傷春'主题,體現出以春天爲主軸的物候感知,映現潤物發榮與順性得所的自在清明。對於中國文化在三韓的發揚與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千唐志斋”藏唐亡宫墓志书风探析

一、前言一般研究墓志皆以名家所制碑志为主,王元军《唐人书法与文化》①一书在《立体关照:书法多层面的透视》中,叙述唐亡宫墓志与民间碑版书法,特别提出被忽略的亡宫墓志.笔者认为,唐代这些不知名的书手、刻手镌刻的墓志书法风貌及其背后的书法教育养成过程,触及唐代的妇女书法与文化氛围.

刘禹锡以诗文为“见志之具”的理念与实践

一、前言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①贞元九年(793,22岁)举进士。间岁,贞元十一年(795,24岁),中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正式步入仕途。~②贞元十六年(800,29岁)入杜佑幕府,年末改任淮南节度史掌记。贞元十八年(802,31岁)调为京兆府渭南县主簿。贞元十九年末(803,32岁)擢为监察御史,结识王叔文,受其重用。贞元二十一年(805,34岁),王叔文党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大败,刘禹锡被迫接受司马一职。元和元年(806,35岁)至宝历二年(826,55岁),是长达二十年的贬谪岁月。~③其后,刘禹锡再任苏州、汝州。

诗歌意象书写的两个面向——以白灵、简政珍的诗为例

本文细读简政珍的《淹水》和白灵的《关于慰安妇的美学说法》,藉以延伸讨论转喻和隐喻对意象书写的效用,并印证、省思、检讨个人对隐喻和转喻的既定认知及其互为表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