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的思考

检察机关的自行补充侦查制度长期受到外部侦查体制和内部业务分工模式的制约,其制度功能和价值均未完全实现制度设计之初的目标。自行补充侦查作为检察机关侦查权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制度完善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设置模式及存在形式,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等职能实现的重要凭借。进一步发掘自行补充侦查的制度功能,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其侦查范畴的属性,通过对自行补充侦查范围进行相对清晰的界定,并在监察体制改革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过程中,继续整合检察机关现有的侦查力量和资源,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的保护力度,探索建立较为高效的自行补充侦查制度。

舟山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中职业渔民权益保障研究

海洋综合开发中大批渔业捕捞海域被开发变更,进而导致职业渔民"捕捞用海权"等权益和利益受损。从海洋综合开发过程中给职业渔民权益带来的损害出发,在对现行《渔业法》对渔民捕捞权益规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职业渔民权益保障的相关建议,也希望为沿海其它地区海洋综合开发过程中职业渔民权益保障提供借鉴。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简政放权背景下舟山农村土地流转管理问题研究

舟山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是:土地流转法制化程度不高,土地产权主体缺位,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动力不足,土地供给需求失衡等。相对于此,转变工作思路,以服务促管理,依法实施管理,规范流转程序,完善流转主体,促进土地流转,勇于开拓创新,建立流转市场,保护农民权益,提升流转动力等项工作就显得十分紧迫。

检察机关参与金融监管法律框架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实行金融法治化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与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我国的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各监管机构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可以有针对性地执行法律和政策,而且专业化程度较高,但是也存在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不畅等问题。为此,检察机关应发挥侦查监督职能,强化对金融监管的行政执法监督,发挥检察权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完善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打击与预防体制,与金融监管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应对金融犯罪的内部建设,健全金融检察工作制度,让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

职业渔民权益法治保障研究——以舟山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为例

海洋综合开发中大批渔业捕捞海域被开发、变更,导致职业渔民"捕捞用海权"等权益和利益受损。通过阐述舟山海洋综合开发建设过程中职业渔民权益保障现状,在对现行《渔业法》对渔民捕捞权益规定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海洋综合开发与渔业捕养海域(滩涂)变更救济保障基金及实施办法、职业渔民相关权益和经济利益补偿机制及海洋综合开发建设信息公示和听证制度等意见和建议。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背景下流动人口犯罪管控问题探析——以美国破窗理论为视角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设立以来,随着新区建设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增长,各种层次的外来人口进入数量逐年递增,这势必给经济改革发展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流动人口犯罪管控带来新的考验。本文以美国破窗理论为视角,分析探讨如何借鉴该理论改增强新区流动人口管控模式,降低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率,从而为舟山群岛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软环境。也希望冀此抛砖引玉,为今后长三角其它沿海地区海洋经济改革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此类问题,提供一个可咨借鉴的参考。

走私犯罪案件办理的难点及其对策——以浙江省舟山市打击走私犯罪检察工作实践为例

舟山有1390个岛屿星罗棋布,270公里海岸线绵亘蜿蜒,港湾浅滩码头众多,特殊的地理位置,把好国门安全任务重大,反走私重要性更加凸显。本文立足舟山打击走私犯罪检察工作实践,对舟山近5年检察机关办理走私犯罪案件进行梳理,阐述现状特点,分析办理难点,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走私犯罪。

海洋自然保护地建设视角下的养殖作业管理

海洋自然保护地,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等类型,保护对象涵盖了珊瑚礁、红树林、滨海湿地、海湾、海岛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以及中华白海豚、斑海豹、海龟等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物种,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不可忽缺的组成部分。

论职务犯罪侦防控一体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职人员贪渎行为呈现高发、频发态势,犯罪领域日渐扩大,犯罪手段隐蔽且越加智能化,给惩治和预防带来新的挑战。对此,本文提出了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参酌法治国家职务犯罪惩治和预防的基本理念和原则,走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渐进式完善之路。主张建立一个在党的领导下、多方参与、惩防结合,寓预防、监督、惩治和教育于一体的系统的侦防控体系。

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刑罚替代性措施重视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自建立少年司法系统之后,坚持教育和改造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制定和发展了一系列刑罚替代措施,避免了给未成年人贴上"犯罪标签",帮助其回归社会,降低了再犯和累犯,有力地解决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针对未成年犯的刑罚替代性措施,为了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必要建立我国的刑罚替代措施。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安全规划与犯罪防控--以ZS市DH区的城区改造为例

中国城市化进程随着城市地域范围和人口规模急剧膨胀,与此而来的是城市部分区域治安恶化,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犯罪与地理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城市在扩张中,既要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也要兼顾到犯罪控制与预防,科学合理的规划可以从空间预防角度抑制犯罪。本文以ZS新区开发建设为例,结合DH区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建设情况,使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制作了新老城区的犯罪地图,分析了城市犯罪与土地利用、交通网布局等因素的关系,以期对城市化建设中的安全规划有所探索。

大学生村官职务犯罪的困境与选择——以王某贪污救济款为例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国家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村人才匮乏而做的有益尝试。面对纷繁复杂的农村工作,一些大学生村官没能经受得起利益的诱惑,触犯了法律。虽然有相关政策法规的支撑,但由于其主体身份法律定位的模糊性与客观履职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其职务犯罪在罪名认定、主体管辖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甚至出现了一些执法困惑,引发群众不满,影响了农村稳定和新农村建设。因此,对于该制度我们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演进,以此探索出符合现实需要的路径,使得该政策得以可持续发展。

大学生村官职务犯罪的困境与对策——以王某贪污救济款为例

大学生村官政策作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其从1995年试点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在这期间内,全国各地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村官。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由于缺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借鉴,在政策制定、选拔机制、绩效考核、职务晋升、保障机制等制度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使得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流失严重、角色定位不清、消极怠工现象。同时随着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现象频发，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也受到了腐蚀，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犯罪现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大学生村官诸多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些政策解释还与实践相脱离，造成了违法者多被处以较轻甚至无罪释放的处罚，这引发了群众的不满，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构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程序探析

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是为了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信力,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新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与此相配套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不但能够促进和完善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权上提制度,更好地加强职务犯罪案件的内外部监督,还能为建立新型的良好的检察机关与律师的关系奠定基础,对检察机关和律师来说是利益博弈的双赢。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有效运用途径分析——兼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

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涉及到司法实践中行刑衔接的问题,关系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侦查机关在办理行政执法移送案件时,不可避免要对行政执法阶段收集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有效使用这些证据材料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一步对行政执法证据进行了定位,但是受制于工作机制和配套措施不健全,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仍面临不少障碍,亟待加快完善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配套措施和工作机制。

试论诊治权利能力与诊治行为能力

诊治权利能力是指广义上医生依法享有诊治权利和承担诊治义务的能力或资格。它是医生享有诊治权利和承担诊治义务的前提性条件。诊治行为能力是指医生能以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诊治权利和承担诊治义务的资格。本文利用诊治权利能力把医生进一步界分出广义上的医生,再利用诊治行为能力把广义上的医生再进一步界分出完全诊治行为能力者、限制诊治行为能力者、无诊治行为能力者三类。同时,对每类具体医生诊治违法行为,进行详细解析定性。这样,有助于卫生行政人员或司法人员对具体案件进行操作,同时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构建长三角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探析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目前海洋生态环境仍呈不断恶化趋势。为此,从长三角地区海域生态环境现状出发,针对现阶段海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建立有效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提出意见和建议。

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界定

国家出资企业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应结合"身份论"和"公务论"确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