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市农村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邓州市农村居民艾滋病(AIDS)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于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期间抽取邓州市农村居民共计276名,均接受AIDS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并进行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AIDS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276名农村居民中共有195名农村居民知晓合格,知晓合格率为70.65%(195/276);知晓不合格组年龄≥60岁、女性、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居家务农、未婚、未接受AIDS健康宣教、无固定性伴侣的农村居民占比与知晓合格组相比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OR=1.871)、女性(OR=2.324)、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OR=4.557)、居家务农(OR=1.569)、未婚(OR=1.530)、未接受AIDS健康宣教(OR=5.208)是影响农村居民AIDS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邓州市部分农村居民对AIDS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仍有不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AIDS健康宣教状况均会对其造成影响,应制定针对性干预对策,提高农村居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泉州地区艾滋病患者机会性感染现状及预后Nomogram预测模型的构建

目的通过对泉州地区艾滋病(AIDS)患者机会性感染现状、临床特点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为AIDS机会性感染的科学预防和治疗提供一定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2年1月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确诊并接受住院治疗的172例AIDS合并机会性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和机会性感染情况,采用多变量Cox回归分析确定影响AIDS合并机会性感染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将独立预测因素引入R软件,根据各因素回归系数绘制预后Nomogram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对该模型的区分度进行标定,利用校准图阐明Nomogram预测的预后与实际预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决策曲线(DCA)对Nomogram模型的临床效用进行验证。结果172例AIDS合并机会性感染患者中,机会性感染共有8种,其中细菌性肺炎占比最高,达54.65%,其次为口腔白斑,占51.74%,肺孢子菌肺炎占43.60%,带状疱疹占28.49%,肺结核占21.51%,感染性腹泻占19.77%,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占12.79%,巨细胞病毒感染最低,仅占10.47%。男性明显多于女性,18~39岁人群居多。年龄、感染种数、基因型耐药、CD4+T淋巴细胞水平是AIDS合并机会性感染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校准曲线及DCA显示Nomogram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和临床有效性,且精准区分度较好。结论年龄、感染种数、基因型耐药、CD4+T淋巴细胞水平等因素是影响AIDS合并机会性感染患者预后的主要因子,而构建Nomogram预测模型能发挥较好的临床预测能力和有效性,为临床早识别、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遵义市吸毒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及行为监测分析

目的分析遵义市吸毒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及行为特征,HIV、HCV、梅毒感染状况,为吸毒人群艾滋病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2011年4～7月对该市强制戒毒劳教所新入所的所有吸毒人员进行统一问卷调查,同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HCV、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共调查407名吸毒者,有注射吸毒史44.2%,其中26.1%与他人共用过注射器;22.4%的调查对象有过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为50%;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5.3%;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干预服务的为27.2%。HIV抗体阳性率0.5%,HCV抗体阳性率29.7%,梅毒抗体阳性率5.9%。结论要加大对吸毒人群干预力度,减少高危行为,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工作,同时对吸毒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和转介机制。

针对蒙古籍女性性工作者提供跨境性病/艾滋病防治服务情况调查

目的分析2012-2016年中蒙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市(以下简称"二连市")针对蒙古籍女性性工作者(以下简称"FSW")提供跨境性病/艾滋病防治服务情况。方法分别于2012-07~2016-11采用固定样本量、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二连市蒙古籍FSW开展有关个人基本情况、性病和艾滋病知识与服务知晓、性病状况及求医行为、商业性行为、接受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干预服务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比较干预前后的调查结果,并对血清学检测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蒙古籍FSW的预防性病知识知晓率从2012年的35.7%上升到2016年的74.3%、接受检测并知晓结果的比例从2012年的67.9%上升到了2016年的97.1%、最近一年接受干预服务的比例从2012年的32.1%上升到了2016年的82.9%,以上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干预前后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5年间在该人群中未发现1例HIV阳性者,梅毒现症感染率和丙肝阳性率在2014~2016年间呈下降趋势。结论二连市与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建立了针对蒙古籍FSW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机制,通过定期的联合外展干预和性病诊疗服务,提高了蒙古籍FSW的性病知识知晓率,扩大了干预覆盖面,有效控制了性病和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福州市“1+1+N”带动社会组织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模式探索

为解决日渐繁重的艾滋病防治任务与防治人员不平衡的矛盾,福州市积极思考“集结多部门力量、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优势”,解决艾滋病宣教干预工作的方法。为此,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依托一家社会组织,组织开展为期1年的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公益项目,制订为之有效的考评办法,定期开展项目督导与组织间沟通交流,有力保障项目实施。正式实施项目活动围绕各类人群开展线上线下艾滋病防治宣教干预活动,首次项目覆盖九县区、12所中高院校,累计开展156次线上线下活动、宣教人数达234.37万人次,所开展的防艾宣传活动获得了良好反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福州市探索“1+1+N”带动社会组织多方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新模式,现将项目过程与工作成效分享,望为社会组织参与疾病防治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艾滋病“五位一体”联合“全生命周期”综合管理模式的应用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为适应当地现阶段艾滋病防治要求,充分发挥医共体优势,建立并应用了艾滋病“五位一体”并“全生命周期”综合管理模式。主要是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整合区医院、区妇幼保健院、区中医医院、区疾控中心和下辖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资源,明确分工,协同工作,“五位一体”为辖区HIV/AIDS患者提供HIV检测咨询、结果告知、动员治疗、新患者ART咨询、检测评估、有效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规范化ART、疗效评估、服药依从性教育和支持、预防性健康教育、ART转诊转介、高危人群联动干预、脱失患者联动找回等,并同时开展社会心理支持。同时,建立以感染科为枢纽的患者“全生命周期”临床诊疗服务模式,形成了儿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外科、重症ICU、康复科等多个学科会诊、转诊机制,实现了HIV/AIDS患者获得更良好生活质量的目标。

提高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的探讨

各类人群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知晓率工作目标已经确定,如何达到艾滋病防治"十二五"目标是疾病预防工作者的职责。本文就如何提高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进行探讨。

河南省淅川县艾滋病流行现状及防治对策

目的了解淅川县艾滋病流行现状、特征及趋势,为制定艾滋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SPSS 10.0统计软件分析淅川县1996—2006年HIV/AIDS病人流行病学资料。结果自1996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人至2006年底,累计报告HIV/AIDS病人256例,其中HIV感染者71例,艾滋病病人113例,死亡72例。传播途径以有偿供血感染为主,异性性传播比例逐年增高,并已出现母婴传播病例。结论淅川县艾滋病流行速度快速增长,疫情明显上升,流行地区广泛,3种传播途径共存,应加强HIV/AIDS病人的管理、高危人群的干预和监测,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有效遏制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

提升基层预防工作能力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影响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发的一种慢性传染病,具备极高的致死率,是严重危害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之一。本文主要分析了提高基层预防工作能力对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影响,希望能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水平提供一些参考。

天津市某区居民对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行为调查

目的对天津市XX区居民进行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行为进行调查,了解该地区防范艾滋病现状。方法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1 589名随机选取的天津市XX区居民进行调查,收集其一般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居民对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了解程度的相关因素。结果 1 589名居民中对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了解较好1 341名,占84.4%,了解较少248名,占15.6%。两组居民一般资料在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累计外出时间中有较大差异,P<0.05。将上诉有差异资料带入Logistic回归方程中计算,结果发现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累计外出时间是艾滋病相关防治知识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文化程度高、经济收入高、固定居住是艾滋病防治知识行为的提高因素。

自愿咨询检测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

分析自愿咨询检测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为该病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当前社会,防治艾滋病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艾滋病潜在患者自愿进行咨询检测,通过向社会呼吁艾滋病潜在患者自愿咨询检测,不但可以帮助减少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同时,还能降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性,使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和HIV检测的常识性知识。对山西省忻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1月~2019年12月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比2018年与2019年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率与HIV抗体阳性检出率。结果:2019年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人数(599人)略少于2018年(602人),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史的检测率(24.54%)低于2018年(32.06%),P<0.05;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的检测率(74.29%)高于2018年(67.11%),P<0.05;男男性行为史的检测率相近,P>0.05。HIV抗体阳性检出情况中,2018年检出1例(商业异性性行为史),2019年检出3例(2例商业异性性行为史,1例男男性行为史)。结论:自愿咨询检测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显著,有助于观察该病高危人群的变化趋势,预防疾病传播,值得推行。

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与性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艾滋病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及性行为状况,为行为干预提供线索。方法 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对358名MSM匿名填写问卷调查,采用EPIDATA 3.1进行数据录入,用SPSS17.0统计分析。结果最近一次与男性肛交安全套使用率为56.6%,最近1次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为33.6%;艾滋病相关知识总知晓率(答对6道及以上)为65.4%。文化程度和选择性伴地点对调查对象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被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较高,能够主动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艾滋病防治知识,但不同性行为方式的安全套使用频率与艾滋病知识得分间无关联,MSM无保护性行为比例较高,如何切实有效地对MSM进行干预减少其高危性行为的发生仍需要思考。

艾滋病相关知识结构对男男性行为者安全套使用率的影响

目的探讨艾滋病相关知识结构对男男性行为者(MSM)安全套使用率的影响。方法采用滚雪球和广告招募的方式,以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长沙市270名MSM进行面对面访谈,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结果 84.1%(212/252)的MSM自述最近3个月与同性有过肛交或口交行为,每次肛交均使用安全套的占42.5%(90/212),每次口交均使用安全套的仅占16.0%(34/212)。99.2%(250/252)的调查对象都听说过艾滋病,但是只有73.0%(184/252)知道HIV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缩写;48.4%(122/252)的人知道HIV和艾滋病不是同一回事;73.4%(185/252)的调查对象清楚知晓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82.5%(208/252)的人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63.5%(160/252)的调查对象知晓HIV感染者经过治疗可以像其他慢性病患者一样生活;34.9%(88/252)的调查对象认为感染了HIV就意味着死亡;22.6%(57/252)的人认为感染了HIV生活就失去了意义;57.1%(144/252)的人认为感染了HIV会丧失很多权利。12.7%(32/252)的人有与HIV感染者相处的经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感染者相处史〔OR=2.982,95%CI(1.246,7.140)〕、认为感染了HIV就意味着死亡〔OR=1.550,95%CI(1.103,2.180)〕是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保护因素;而认为HIV感染者可以像其他慢性病患者一样生活〔OR=0.677,95%CI(0.488,0.939)〕是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结论 MSM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安全套的使用率,应加强对该人群的宣传教育内容,改变宣教策略,以降低危险性行为的发生率。

福建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福建省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患者的生存状况,提高抗病毒治疗工作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国家统一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福建省治疗数据信息,使用SPSS 15.0进行相关分析。通过筛选,本次研究共纳入1 061例患者,死于AIDS相关疾病66例(6.22%)。结果 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基线时患者有持续或间断发热影响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结论结合抗病毒治疗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在疾病早期符合抗病毒治疗标准时尽早开始治疗对患者生存预后有益。

主动求询与被动检测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性病感染情况分析

目的比较主动寻求VCT检测和现场被动检测MSM的相关行为及性病艾滋病毒感染状况,为制定该人群有效的干预措施、提高HIV检测率提供依据。方法通过VCT门诊和开展外展干预活动将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MSM分为主动求询者和现场被动检测者,对其与性病艾滋病传播相关行为和感染状况进行分析。结果主动求询者514例,HIV,梅毒感染率分别为6.81%和6.61%;被动检测者337例,HIV,梅毒感染率分别为5.93%和8.61%,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二者在文化程度、寻找性伴方式、性行为、与同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及接受预防艾滋病相关服务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将VCT门诊和性病门诊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外展工作,对MSM人群提高安全套使用率和艾滋病性病的检测意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应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加强VCT宣传,推广安全套使用,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乌鲁木齐市女性吸毒者艾滋病监测分析

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女性吸毒者中HIV感染情况,以及高危行为特征。方法(1)对1135名女性吸毒者进行HIV血清学监测,对所有监测对象逐项询问其一般情况,填写调查表,并抽取3 ml静脉血。HIV试验采用ELISA方法。(2)对257名女性吸毒者进行行为学监测,对调查对象发放统一调查问卷,采用匿名自填的方式答卷。对其中的169名静脉吸毒者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介各因素与HIV感染的关系。结果女性吸毒者中HIV感染率20.09%,不同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及不同年份中HIV感染率不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共用注射器具和吸毒方式与HIV感染有关系。结论乌鲁木齐市女性静脉吸毒者中HIV感染率非常高,高危行为严重,应大力开展综合监测。

甘肃省庆阳市2010-2014年性病/艾滋病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分析庆阳市性病／艾滋病疫情资料，为“十三五”制定性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对庆阳市2010—2014年网络直报的五种主要性病及艾滋病疫情资料进行流行病学描述性分析。结果5年共报告2869例性病病例，男女性别比为0．82：1，女性发病率（28．07／10万）高于男性（22．28／10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性病疫情年均发病率为28．56／10万，2014年发病率是2010年的2．07倍。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P〈0．01），除淋病外，梅毒、尖锐湿疣、HIV／AIDS病例数也呈现上升趋势（P〈0．01）；年龄以20～39岁为主，占58．73％，50岁以上病例构成总体呈上升趋势；职业以农民为主，占70．93％；排前三位的性病为梅毒、淋病、尖锐湿疣，构成分别为56．71％，18．86％和17．32％，同时它们的发病率也居前三位。结论庆阳市性病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以梅毒、淋病、尖锐湿疣为主，HIv／AIDS发现人数也呈现增长趋势。

遵义市1995-2010年艾滋病流行情况分析

艾滋病的流行已成为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1],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逐步蔓延,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2],艾滋病防治工作刻不容缓。艾滋病的流行不仅给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直接伤害和带来经济损失,

遵义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死亡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分析遵义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死亡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为选择最佳抗病毒治疗时机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回顾分析遵义市2006-2013年接受抗病毒治疗后31例死亡病例流行病学资料,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结果遵义市2006-2013年累计抗病毒治疗712例,其中男508例,女204例;累计死亡31例,男性22例(4.33%),女性9例(4.41%),男女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77);已婚或同居者病死率为6.23%,离婚或分居者病死率为3.85%,丧偶患者病死率为6.52%,未婚与不详者病死率为0,病死率与患者婚姻状况有关(P=0.018);31例死亡患者中,CD4细胞≤200个/mm326例(83.87%),>200个/mm35例(16.13%);治疗前3个月患者有艾滋病相关症状者病死率为10.71%,无症状者病死率为2.60%(14/539),不详者病死率为6.06%,病死率差异与患者有无艾滋病相关症状相关(P=0.0001);3TC+AZT+NVP治疗方案的病死率(4.49%)高于3TC+AZT+EFV(1.36%),7种治疗方案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结论治疗者病死率与患者婚姻状况、CD4细胞水平和治疗前是否有机会性感染密切相关,亦与治疗方案有关,及早抗病毒治疗和使用毒副作用小的药物能有效减少病死率。

2010～2015年昆明市嫖客人群艾滋病监测哨点的结果

目的为昆明市艾滋病/性病防治综合干预制定提供科学指导依据。方法对昆明市收容教育所监测哨点828名嫖客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该人群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程度和影响因素,并对其采集血液样本进行HIV、梅毒、HCV等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目标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3.0%,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平均得分为6.18分。该人群20.2%近1 a以及22.7%近1次发生商业性行时从未或者有时使用安全套。Logistic分析显示,嫖客年龄低于50岁,是不安全性行为的危险因素;与配偶发生关系时每次使用安全套(OR=0.255,CI:0.134～0.485,P<0.001)是不安全性行为的保护因素。HIV、梅毒、HCV的检测阳性率分别为1.1%、 2.7%、1.57%。结论嫖客人群的不安全性行为是造成艾滋病、性病传播的主要因素,随着嫖客人群的不断扩大,针对嫖客的不安全性行为应进行持续教育以期控制艾滋病、性病的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