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与历史学发展的四个论题

气候变化科学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史学具有重要影响。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不仅挑战了人类支撑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观念,而且挑战了后殖民与后帝国时代历史学家在过去20年来,回应战后非殖民地化与全球化势态时所运用的分析策略。现在的历史知识构建以人文主义史学关于人类历史与自然史古老区分的失效为历史学科的大前提,将人类视为一种地质力量的人类世观念严格限定了人文主义史学,要求资本主义历史与地球和人类进化的更大尺度的历史进行对话。有记载的历史与深层历史进行这种对话是一个探索历史理解界限的过程。

重读马克思:关于“时间”与“劳动”的省思——Postone教授访谈

康凌（以下简称康）：Postone教授您好,让我们从刚刚结束的讲座开始。①您在讲座中说,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统治形式,就是所谓＂时间的统治＂,它使人们服从于非个人的、理性化的、结构性的社会统治。同时您强调,这种统治形式一方面是真实而不是虚构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被理解为阶级统治,

主体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论黑格尔

通过勾勒卢卡奇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同阐释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资本主义里的劳动是历史特定的,他试图阐明一种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媒介与财富(价值)形式。这种形式架构了资本主义当中的生产过程,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性进程。因此,劳动和生产过程,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当中剥离出来,也不能与之对立,而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一分析,允许我们把资本理解为社会构成的核心,并将之与诸多表面构型剥离开来。

从欧美观点看三线建设

围绕三线建设与军事战略、三线建设对环境的恶劣影响,梳理了相关欧美学者的成果及其观点。提出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三线建设,欧美学者需要从其他角度切入,分析它对经济方面的影响。而三线建设的军事战略研究,则必须等到中国档案馆资料更加对外开放,否则外国学者只能沿用刘易斯与薛理泰的研究办法——使用中国学术报刊与领导的回忆录来印证他们的论点。对小三线口述史研究应该尽快开始,时不我待。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主义与地方主义

本文探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两大趋势,第一大趋势是国际主义或曰大西洋主义,该趋势尤其体现在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之上。另一大趋势通常被贴上孤立主义的标签,但我倾向于使用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或者也可以说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地方主义并无愚蠢或无知之意,而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事务并不上心,普通的美国人通常都体现出地方主义的特点。这导致处理对外事务的人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权。大西洋主义者向东看,大陆主义者向西看。在普利茅斯和詹姆斯敦建立之后的150年时间里,欧洲定居者紧守大西洋沿岸,而对内陆没有兴趣。这一点在19世纪急剧扩张时代的人们眼中是不可理喻的。事实上,直到1750年左右,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身处大陆之上。大陆扩张最终产生了美国的本土世界观,从而有别于新英格兰的亲英派国际主义。它指的是一种排他的大陆主义,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直接互动之前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姿态。从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珍珠港遭遇突袭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根本方向是西部和太平洋,而与此同时美国人对欧洲置之不理的程度也发生着引人关注的变化。

批判理论与20世纪

批判理论一般来说具有双重理论任务,一是批判性地阐明20世纪巨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二是自反性地将现代性批判奠基于特定的具体历史语境。本文在充分反思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大规模结构化转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图绘了自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等人批判理论发展的总体历史轨迹、内在逻辑线索与隐性理论悖结。作者指认,由于以往的批判理论不自觉地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预设前提,因而削弱了其理论的充足性与自反性,以致无法完成上述两大任务。现在亟需建构一种更新的后自由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在透视社会内在矛盾的基础上,以一种历史的自反性方式充分地阐明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历史动力机制以及未来可能的替代方案。

当前危机与价值过时论

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当前西方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民主合法性、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诸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危机,再次警醒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应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然而,此种激活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归马克思,特别是面对随着经济债务危机的兴起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出现的价值过时论的质疑声,须谨慎地解读马克思自身的劳动、价值、商品、货币、资本等诸范畴。应注意不能对这些范畴做超历史的解读,也应警惕非辩证和非批判地将其诠释为一种静态的永恒化和实体化概念。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二十五年前,就是新中国宣布要实现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年,我下了决心开始研究中国近古和近代人口的历史。为研究明清人口,必须先搞清传统人口调查,一些基本术语的制度内涵的演变(例如明初担负无偿劳役16—60岁的“丁”,到了清初早已变成了纳税单位,与壮丁和人口已毫无关系),更必须从多类史料,尤其是北美各馆共有近4,000种的地方志,去研究传统官方土地统计数字的性质。

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学

本文是彭慕兰教授在美国历史学会年度会议上所做的主席演说。文章结合作者自身的学术经历和美国世界史学界的一些相关调查,阐述了全球化时代的美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就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这一主题,作者将美国的世界史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加以比较,指出了世界史教学依赖民族国家单位的原因,剖析了民族国家单位在世界史教研中依然占有的重要地位及其价值。作者通过对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时空尺度的综合释义,阐释了对史学研究中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挑战带给我们的创新机会,解读了民族国家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点。文章指出,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研究不是将其全盘推翻,而是要重构一种适应世界格局变化的适当的史学研究。

向中国学习：施永高、中美农业交流及历史价值

文章以美国农业部植物学家施永高(Walter Tennyson Swingle)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其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进行的植物探索活动。施永高将中国视为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与种质资源的宝库,并认为这些资源对于美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意义。他具有前瞻性地广泛收集、翻译、整理了中国传统农学文献,用以指导美国农业探险家在中国的活动,并在文献中寻找当时美国农业问题的解决之道。施永高的工作凸显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美国与中国农业交流的多维度性,并启示当今学者应更多地关注中国传统农学对美国农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激进与改良--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现实启示

2013年12月22日,"激进与改良——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现实启示"对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举行。此次对话会是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举办的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本文由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主持人(张兰英)和两位对话人(艾恺、温铁军)修改审定。因篇幅所限,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在无为而治与英雄主义的失败之间——清代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概论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都致力于讨论:清代的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而这种介入又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从观念、概念的层面进行剖析,还要因时因地而论。清代的国家维系了一个有利于绝大部分地区实现斯密型增长的制度结构,同时保持着相对低的税收水平,但其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作为在于兴建和维持交通、防洪和水利灌溉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国家会采取哪些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认为哪些措施是必要的,以及哪些事务可以交给非官方人士去经管。这样一来,不同地区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国家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在一些相对贫穷而且生态脆弱的地区,地方官员曾经实施过一些相当亮眼的治理举措;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国家对经济、社会事务的介入相对少一些,地方精英则承担了更多的治理责任和社会控制工作。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帝制晚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国家财政,本文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许多事例都显示,清代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明显要高于其维护基础设施的能力,而后者对财政经费的要求显然要比前者少得多。这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深入剖析清代国家在日常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要关注"国家与精英关系",要注意"运动"在清代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清代国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与局限。

冲突的是权力,建设的是文化——中美博弈中的“文化冲突”

中美"文化冲突"有四个表达层面。国际关系学者多从权力角度审视"文化冲突",但这只强调了文化的权力功能,没有涵盖文化的其他特质。文化是社会历史现状的内在表达,没有清晰的疆界,文化之间并不必然对立。文化是一种主观的、灵活的、解释性的力量,既可以恶化冲突,也可以强化合作。文化可转化为权力,权力也改造着"文化"。"文化冲突"本质是权力冲突,因此不能指望以文化交流来消除冲突,更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的外在传播体现了本国的软权力。但文化又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文化资源是公共性的,要让它成为实力,必须加强文化研究和建设,并与开拓性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中国的崛起”?

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它＂飞奔着进入我们的视野＂,它似乎将要＂大举战胜我们＂,这就是中国。中国经济的确增长迅速———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的增速约为9.4%。随便浏览报纸和杂志就会告诉我们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现在,很多著作都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正在战胜美国,＂正将美国排挤到一边＂;

当前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地方史的趋势

最近四、五年来,西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日渐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中国地方史方面,许多研究生也选择地方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材。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严格说来,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西语著作,不是出于记者之手,便是旅游者的手。他们并不懂中文,而"中国通"则大多数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交官及其子女。在大部分大学教程中,中国史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多是西方外交史、西方世界性扩张历史的一个附属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今日批判理论的任务--重思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未来

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爆发,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规模贫困和结构性剥削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再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促使批判理论必须关注历史动力和大规模结构性变革问题。本文认为,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是系统阐述21世纪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就资本主义而言,马克思的分析并非针对“抵抗”的出现,而是针对“转型”的可能性,他概括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正在逐步变成现实。通过重思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本文试图为重构富有活力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做出贡献,以摆脱那种将资本主义与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等同起来的研究方法的理论桎梏,以及摆脱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再是批判理论的核心目标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批判理论才有可能适合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

当代危机与价值的无时序性

面对近几十年来的总体结构性社会转型,再加上2008年的经济危机及其余波,以资本主义为焦点的当代社会研究路径变得更为普遍。然而,在这些讨论中,"资本主义"到底如何被理解,这一理解又如何帮助厘清当代全球危机,并不十分清晰。将马克思《资本论》重新解读为历史特定的、抽象统治形式的理论,以价值这一资本所特有的财富时间性形式为基础,将极大增加社会的一般知识,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基础。然而,如果被价值束缚,这一知识将服务于强化统治。这样一种路径,基于价值日益增长的非时序性思想,将有助于理解环境恶化与劳动社会空洞化的双重根本性危机。同时,这一方法也将有助于建构新的转型政治的总体框架。

人类世视野下的人文学科:延存的康德式寓言的危机——致布鲁诺·拉图尔

绪论201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首次在前工业化平均水平之上增长了一个摄氏度,愈发接近两个摄氏度这个临界值——如果我们意欲避免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所提及的“对气候系统的危险人为干预”~②,这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越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