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跨国投资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幅度高达42%。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跨国投资面临一系列挑战,疫情防控严重限制了国际人员流动,对东道国经济和投资造成严重冲击,西方国家以疫情溯源为借口掀起一波反华浪潮,各国不断加强对跨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力度,后疫情时代,跨国企业将更多考虑分散化生产以降低风险,可能引发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为有效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升中国跨国投资质量,实现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应对策略:(1)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范疫情大幅反弹;(2)加强中国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建设,积极应对海外投资安全审查;(3)增强对外投资的风险意识,不断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4)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推进多双边合作机制建设。

制度的基础理论:致莱昂尼德·赫维茨的演讲

我们将追随赫维茨先生继续思考有关社会制度的基本问题。赫维茨先生的激励相容性理论可能有助于澄清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陈旧争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正是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道德风险模型表明了社会主义的缺点,而逆向选择模型则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清晰界定。在本文中,我们将回顾赫维茨先生有关制度因素在许多博弈中是如何实施的这一基本理论,并提出某些限制性组合可以作为承认聚焦点效应的选择性实施理论。最后,我们将思考在建立君主政治制度时有关领导能力及信任的特殊问题,高级官员只有被承诺以大量的未来回报才能够避免滥用他们的权力,而领导者必须让人相信他会忠实履行自己的承诺。

领导力、法律和地方管理：理解所有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世纪的财务法院、英国普通法、英国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民主制是英国和美国政治史上四种重要的政治制度。财务法院实现了国家统治者对地方治理者承诺长期回报以激励其良好治理行为的统治意图;英国的普通法和议会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成功地保证了在政治生活中不同利益主体享有实现他们目的的平等机会,保护其私有财产与投资;美国联邦民主制的成功揭示了,民主若要成功,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些可供选择的具有良好民主声誉的候选人,需要建立从地方到联邦的各层次的民选机构,通过各层面民主的激励,来推动民主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在历史缘由和功能上类似的重要政治制度,如科举制、奏章制度等。所有成功制度发展的背后都有一些普通准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对大国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

制度与政策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本文作者D·G·约翰逊先生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国际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他1960—1970年任芝大社会学部主任,1971—1975年和1980—1984年两度出任国际农经学会主席,1975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和校教授委员会主席。他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人力资源经济、农业发展战略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十分关注,曾15次来华访问。本文就是约翰逊教授1994年12月初应邀第二次来我校访问时的演讲稿,征得本人同意,在我刊首次公开发表。读者不难看到,本文的议题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不管人们是否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肯定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金融衍生品测试：金融创新中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是对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性投资。在制定《多德-弗兰克法》过程中,美国国会曾试图寻求解决投机的办法,却仅仅把权力转移到各机构,始终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目前大多数观点都集中于交易所和结算所的使用及信息披露。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强制披露制度几乎没有作用,因为金融机构投资了大量资金开发金融产品,并借此进行博弈和监管套利,而这两种行为都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当投资机构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时,在获得政府机构的许可之前应该被禁止销售,该政府机构应该沿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检查创新药品的标准来检查新的金融衍生品。只有当新开发的金融衍生品通过了社会效用测试,才可获准投放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