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之比较研究

在唐代茶文化的繁荣期,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的僧人们将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结合禅宗和本国文化传统,完成了对中国茶文化的改造,所以中日茶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从茶道体验入手,对两种文化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分析其精神实质,从而使这两种富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丝绸之路遗址重新定位与遗址数据库的建立

本文利用约100年前所绘制的丝绸之路古地图以及谷歌地球等数据,提出核对丝绸之路探险队报告与现代考古调查报告中所记录遗迹的方法。首先,在遗址的核对当中,以"名称比对""场所比对"等方法,收集基于类似性的证据,根据此证据判断了复数遗迹的同一性。其次,在吐鲁番盆地进行了遗址的全面核对,成功地找到了大部分的所在不明遗址。再次,讨论遗址概念中含有范围以及名称的任意性,因此遗址之间的关系中除了同一性以外还需要表达包含关系和重复关系等。最后,介绍存储遗址关系信息的丝绸之路遗址数据库的设想。

费隐通容的临济禅及其挫折——以与木陈道忞的对立为中心

引言费隐通容是活跃于中国明末清初、继承临济宗虎丘派法脉的禅僧,因是日本黄檗宗开山祖师——隐元隆琦的嗣法之师而闻名。费隐活跃的时代,恰值以独特宗风对明末思想带来深远影响的紫柏达观、憨山德清、云栖祩宏等所谓“万历三高僧”去世之后,也是曹洞宗的无明慧经、湛然圆澄,临济宗的密云圆悟、天隐圆修的法脉席卷宗门时期。万历三高僧圆寂后,钱谦益曾记述当时的宗门状况:“三公入灭,魔外横行,棒喝错互”(《牧斋初学集》六十八、〈闻谷禅师塔铭〉)。

临济录的形成

与《临济录》文本相关的课题有两个:第一,现存的各个版本存在于何种系统;在明确第一个课题的基础上,第二,最古老的文本(《天圣广灯录》所收本)在唐末五代宋初的时期是如何形成的。本稿探讨第二个课题。首先,《示众》部分是《临济录》的核心;将古典资料《祖堂集》、《宗镜录》、《景德传灯录》里引用的文段,与《天圣广灯录》相比较,我们得知这些文段是节选引用《天圣广灯录》的基础资料后编集而成的,而《示众》部分在早时期已经定型了。关于临济的完整传记资料太少了,从临济下第三世以后的风穴延沼开始,到首山省念的时代,他们身处于有必要强调宗派性纲要的时代。基于这一时代的需要,他们将个个说话投影于临济,于是形成了《上堂》、《勘辨》、《行录》等其他部分。

辽朝佛教与其周边

研究辽代佛教,对了解整个中国的佛教史,对掌握高丽、日本等东亚佛教的整体发展极为重要,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领域。本文对以辽道宗期为中心概述了辽朝佛教鼎盛的面貌,并和同时期西夏、高丽、日本作了比较。指出其共同点是澄观华严思想是佛教思想的中心,且在华北密教得到重视。以往的研究中强调澄观的影响,虽然宗密的禅教一致、顿悟顿修的思想被共同论证了,但是他的《圆觉经》的哲学却没有被表现出来,所以禅思想的发展容貌成为今后的一大课题。

明治时期的日本因明研究概况

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12年),尤其是从1881年到1890年,由于日本的帝国议会的召开(1890年),佛教因明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因明被认为可以应用于议会和法院的讨论。另外,许多研究都将因明与西方逻辑(演绎和归纳)进行了比较。治因明的学者中,云英晃耀(1831~1910年)、大西祝(1864~1900年)以及村上专精(1851~1929年)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云英晃耀撰写了诸多介绍因明的书籍,积极地在日本各地对政治家和律师们演讲因明。他提议用西方的三段论重构因明,称之为"新新因明"。大西祝是基督教哲学家,撰写了《论理学》,包括了三个部分:形式逻辑、因明以及归纳逻辑。他想要基于对此三种逻辑的批判上创造一种"新逻辑"。村上专精是云英晃耀的学生,他将因明视为普通的学科,而非佛学研究。他对真理与因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明治后期,因明从基于窥基《大疏》的传统的方法论转向了欧洲的基于印度和藏学文献《正理经》或《集量论》的文献考释学。

光明寺与善导行迹

净土宗持名念佛的集大成者善导,因其一生注重宗教实践,所留下的材料不多。会昌灭佛时,其著作在中土失传,以致今人难以厘清其行迹。尤其是说法所在的光明寺,学界争论不休,本文通过文献考察与实地调查,确认善导说法的光明寺不在长安城,而在今日杭州转塘区,为净土宗在浙江一代的传播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

南宋送别詩集《一帆風》成書考

一以往的研究與課題(一)《一帆風》是南宋近十年旅華日僧南浦紹明(大應國師,一二三五―一三○八)歸國之際、宋代禪僧所作的送别詩偈集。在日本,南宋時期日中禪宗的交流研究向來是以虚堂智愚(一一八五―一二六九)爲中心的。

马祖道一与弟子

马祖禅的特色在于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采取了具体且宏观的现实肯定的立场,以及使得佛教大众化,教团扩大等等。马祖生于四川,在成都继承了无相的禅法,此后在南岳将之发扬光大。由此,成都当然可称为是中国禅宗的摇篮。本文将对受到成都禅影响的马祖禅,是如何在南岳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其与石头希迁的禅法具有如何不同的性格,以及继承马祖禅的马祖弟子鹅湖大义的历史意义来作一论述。

律藏解体研究序说

本文对比丘尼独有的四条波罗夷法中的'八事'条文及语义说明进行了全面考察,并认为此条文原本'八事中犯任何之一即为波罗夷罪'后来变成了也就是如今佛教界所奉行的'犯全八事才为波罗夷罪',而且通过考察可知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与条文末尾处的总结性词语at·t·havatthuk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本文作为'律藏之解体研究'的序说,也阐释了这一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等,并认为此研究对佛教史的整体研究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祖堂集》语法研究琐谈

一《祖堂集》语法的研究目的应该在于完整充分地理解《祖堂集》。而关于'完整充分地理解《祖堂集》'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为正确解读《祖堂集》的内容;第二层为在汉语史领域里对《祖堂集》进行正确的定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提到《祖堂集》语法研究时,《祖堂集》作为与敦煌资料相同、值得信赖的唐五代汉语史的重要语料,其中出现了汉语史上新的语法现象,而正确理解定位这些语法现象的这一目的则已经存在。

日本金泽文库藏抄本《香嚴颂》七十六首覆校

一 金泽文库本《香严颂》解题 日本金泽文库素有“和汉（日中）文物之渊薮”之称。它由北条实时（1208-1276）于镰仓时代建治元年（1275）在金泽（今神奈川县横滨市金泽区）开创后，经过子孙不断的收藏及扩充，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一大藏书，

临济义玄禅师的禅思想

一、资料 考察临济义玄禅师的禅思想之际,首先有必要对资料作一简单的说明.关于《临济录》的文本,大体可分为两个系统.以形成于北宋初期的单行本(现已失传)为原点:(一)《四家录》所收本,后收录于《天圣广灯录》、南京图书馆本《四家录》以及明版《四家语录》中所展开的系统;(二)黄龙慧南校订的《四家录》,经过圆觉宗演的重新编排、流通,后收录于《续开古尊宿语录》以及《古尊宿语录》的系统.元代以后的单行本,是从《古尊宿语录》中单独抽出进行流通的文本(如下系统图所示).

律与自杀——以六部广律的断人命戒条文为中心

佛教如何看待自杀这一问题,历来是佛教研究者及宗教活动家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海内外也屡见不鲜。'律与自杀'便是其中之一,这一研究主要是从佛教的法律论集即律的相关文献入手,考察律对自杀的解释。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即从六部广律的断人命戒条文入手考察,资料使用上也涉及了中日梵巴藏多种语言,以求全面客观地解答这一问题。

铃木大拙的社会国家观

如禅宗所言,佛教东渐。铃木大拙(1870—1966)是第一位花大量精力向欧美宣传佛教教义的日本人,他从日本群岛向东游历,到达北美和欧洲,把佛教的教导也带到了那里。在他的祖国日本,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禅宗和净土宗的支持者。从十五岁开始到九十五岁去世,铃木在这八十年间进行了大量创作——接近三十卷英文著作、一百卷日文著作。然而,除了一些和他有私交的人为他写过少量传记和书评外。

唐代的士大夫与禅

一在禅宗佛教兴起的唐代,士大夫中倾心于禅宗者自不在少数。甚至不如说,正是由于获得了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众多支持者,禅宗佛教在当时才有着惊人的发展。在《景德传灯录》中有关士大夫与禅师交往的记载并不少见。

盛世下的衰退——武后朝的慈恩寺

大慈恩寺在高宗朝辉煌无比，到武后掌权时期，因为其亲近李唐一系，自然受到武后排斥。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武后与慈恩寺的关系：武后掌权前对慈恩寺的拉拢亲近；武后称帝时对慈恩寺的分化打压；武后对京师之外慈恩寺一系发展的控制。以期对慈恩寺一系衰弱的原因进行探讨，表明其除唯识义理艰深外，政治因素也有重要作用。

雪关智阖与“主人公”论争

作为先期论文的补遗,关于明末禅宗四派之中的寿昌与天童就高峰原妙之悟道因缘“主人公”论争,以天童一侧单方面的批判而告终。这并非单纯真挚地讨论悟道体验的一个侧面。对费隐通容等来说,雪关颂正好成为挑剔处于对立关系(如雪关智阖评判密云圆悟为“死汉”,围绕接化手段的济、洞二宗宗旨等问题)的江西洞门的绝佳材料。

从常青花园的崛起谈改革开放的和谐效应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构建和谐社会,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通过改革开放有助于实现和谐社会;而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进,最终构建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大毗婆沙论》之“心狂乱”考

《大毗婆沙论》记载律藏有三种不犯,即苦痛、心狂乱、最初犯罪者不犯。但是现存律藏中却为四种不犯,即狂者、乱心、苦痛者、最初犯罪者不犯,与《大毗婆沙论》引用的律藏之间存在矛盾。本文首先考察《大毗婆沙论》中与心狂乱相关的梵语,并调查这些梵语词在《阿含经》、律藏、阿毗达摩论书中对应的译语,及在注释书中的解释,发现这一矛盾可能是由于ksiptacitta译语的变化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