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益、合法性与农村乡镇卫生院绩效——制度变迁中的两所乡镇卫生院之个案研究

中国的很多乡镇卫生院在社会急剧变迁的环境下,或出现经营危机,或公益职能大大削弱。大部分研究将问题归因于政府财政投入的减少,提出要么完全市场化,要么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但是本文的个案研究却发现筹资并不是唯一解释途径。结合制度经济学的组织环境理论,影响乡镇卫生院绩效的不仅有技术环境,还有制度环境,以及乡镇卫生院本身的个性因素,或者说乡镇卫生院要在效益和合法性两个要求之间取得平衡。据此,除了筹资之外,应该重视给乡镇卫生院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通过调整个性因素引导乡镇卫生院适应一定的制度环境,以此改善乡镇卫生院的绩效。

越南改革的经验:控制通货膨胀 加速价格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价格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近年来,中国、苏联和东欧已经日益认识到相对价格由市场力量而非政府行政力量决定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这方面某些国家已采取了许多措施,通常的做法是把“次要的”商品的价格完全放开,同时对“

对垒的知识体系: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公民科学”与“本土知识”

“本土知识”和“公民科学”分别代表出现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两套话语。本文比较这两种传统的异同 ,探讨它们如何代表不同的知识体系以及“他者”视角与现代科学的联系。说到底 ,“本土知识”论强调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概念、道德差异 ,而公民科学说则强调它源自与“专家”体制生产的科学的直接联系和对立。可是还有一种说法 :一切知识都是社会的产物。这种说法抹平了本土 /科学、外行 /专家之间的差别 ,将其归入各种不同的视角 ,以及不同社会主体因地制宜的实践。按这种说法 ,以上两种观点就都不大站得住了。然而不能因此掩盖知识体系间对立方式的真正差异 ,也就是那些反映着社会关系、科学实践以及它们生长于其中的制度史的差异。本文通过加勒比海地区 (特立尼达 )和西非 (几内亚 )猎人与国家公园的两例个案探讨这些差异 ,说明从一样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如何产生了“本土”、“市民”这样的分类。

贫困,微型信贷,圣雄甘地:对捐赠者的教益

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道德、政治和经济议题莫过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捐赠者以庞大赞助削减贫困的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三化”即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驱策的宏观政策与个人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微型信贷领域。一方面捐赠者把钱借给微型企业 ,而另一方面“三化”又让这些微型企业难以为继 ,让微型金融机构靠补贴过活。在经济发展方面 ,借鉴甘地思想不失为解决这些矛盾、帮助最贫困者的一个路子。如果捐赠者通过可独立发展的微型企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促进工资就业 ,替代由微型金融资助的个体经营 ,那么这将有助于千百万嫌恶风险的赤贫者特别是最贫穷的妇女走出困境。重中之重 ,如甘地所强调过的 ,是将购买力交到穷人手中 ,而且无损于他们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