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哲学研究二十年:进路与趋势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展开,这既有实践的基础,又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反思和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要求。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进路,既包括以空间生产的理论阐释与理论批判为主线的城市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又包括以国外城市哲学和城市理论的专题研究为对象的城市哲学思想的谱系化丰富,同时也包括以研究的多视域推进为基本路径的城市哲学方法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沿着这样的理论进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范式体系和学术体系,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人民城市观的理论建构是急迫的理论任务。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创新实践也造成了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需要城市哲学的反思、概括和阐释。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遭遇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城市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路向和趋势。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走向“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方位,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走向中国”向“中国走向世界”时代坐标转换的必然要求,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作者中心地位”用中国话语、中国精神重新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对于它的构建来说,其首要环节即是从宏观层面树立起构建的理论目标,明确其理论范式,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成为可能。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视界、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与当代全球新变局的哲学之思、中国传统哲学致思的基本向度与未来走向等三个维度出发,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式,会发现只有以“21世纪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为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哲学视域,才能通向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创造出一种符合时代语境、中国语境乃至世界语境的新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论《大学问》乃王阳明哲学纲要

以往的研究一般以为,《大学问》也就是《大学或问》,是阳明关于《大学》精义的阐释,其意义在于它乃阳明《大学》观的晚年定论。本文认为《大学问》论述的是成就大人之至高,是最大的学问。阳明关于"大人之学"的具体论述处处贯彻着阳明哲学的基本原则、基本取向与价值理,堪称阳明哲学纲领,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此观点:《大学问》对程朱,尤其朱熹的批驳,反映了阳明中年后一贯的态度与立场;《大学问》对"良知"的界定与阐述与他以前的有关阐述,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高度吻合;《大学问》对"致良知"的阐述可谓阳明"致良知"说的概要。

方以智“二虚一实”说的现代诠释——兼论方以智哲学的古代突破

21世纪开启以来的方以智哲学研究,或从“心”论契入,或从“物”论,或从“心物不二”论契入,多是见仁见智,非周全而系统的方以智哲学研究。方以智在哲学上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创立了“公因反因”说。周全而系统的方以智哲学,理当从梳理“公因反因”说的理论体系契入,不仅要细致、深入分析“公因”“反因”各自的内涵与外延,更要分析“公因”与“反因”的关系(公因在反因中)。“圆∴三点”,是方以智为揭示“公因反因”关系所设计的象数学模型,而“二虚一实”说则可视为对该模型所寓哲理的解说:体为“虚”,用为“实”,“二虚一实”就是讲一个“用”中有两个“体”。“圆∴三点”模型以及释其哲理的“二虚一实”说,都足以证明方以智“公因反因”说理论逻辑是“一分为三”,它较之“一分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显然是个突破。若以现代哲学视角阐释这一突破的意义,就有必要将方以智的“二虚一实”说与牟宗三的“二层存有”论加以比较。这一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方以智哲学的古代突破,既意味着解构阳明学,又意味着超越朱子学,具有现代哲学意义。

差异与多元:列斐伏尔都市空间问题的方法论探索

在当代大都市社会,资本主义根据自己需要的样态塑造了都市空间,空间自身的生产成为资本增殖的新途径。以资本逻辑建构的当代都市空间,具有单调性与同质性的鲜明特征。列斐伏尔作为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在分析都市空间问题时也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法。列斐伏尔指出,当前人类历史已进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都市时代,继续沿用现代性的分析工具已经无法解决后现代的都市问题,因此必须建构与当代都市空间相符合的方法论原则,即“都市总问题式”“三元空间辩证法”和“节奏分析的方法论”,才能恢复差异与多元在都市空间的地位,从而实现总体的人的解放。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如何避免西方城镇化发展中的负面效应,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新道路,是当代城市发展研究的必要议题。列斐伏尔城市方法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城市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

研究阐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布置的一项重大理论任务,我们要站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增长点、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方向指引的理论和实践高度来把握其重要意义,并以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来高质量完成。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必须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人文经济学的根本差异以及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社会现实根源、传统文化基因等一系列前提性、基础性问题展开深度追问和解答。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体系化表达,关键在于构建与之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表达,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意义,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共通感”——亚里士多德感知学说的轴心

亚里士多德共通感理论认为,眼、耳、鼻、舌、身五种不同的类型并不意味着这五种感觉能力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是人或其他动物“统一的感知能力”的不同分支,虽然各自发挥着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但它们有着相同的根基——“统一的感知能力”,即“共通感”。正是凭借这个“共通感”,对各种不同的感觉印象的集聚、比较与区分,以及对感觉的自我感知才得以可能。亚里士多德的共通感理论有助于我们摆脱自近代以来大行其道的“内感知”学说的困境。

后殖民理论的哲学反思

本文认为 ,后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后殖民性 ,所谓后殖民性也就是一种“边缘意识”、“文化边缘意识” ;“边缘体验”的普遍性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基础。后殖民主义的价值原点上承启蒙精神 ,又具有超越性 ;以文化权力为核心的平等、自由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论根源。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视界是“边缘眼光”与“类眼光”的整合 ,对“边缘态类主体”的人文关怀是后殖民主义的相对统一主题。对“文化认同—认异”的反思是后殖民主义的深刻文化寓意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共生”是后殖民主义的主导人文追求。后殖民主义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更新元方法 ,实现方法化与价值论的统一 ;

以唯物史观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习近平同志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②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创新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

论管理哲学的学术视野及其功能

哲学学科的管理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管理实践而形成的哲学理论。管理哲学虽然与管理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是管理哲学必须根植于聚焦管理实践的管理学土壤中,以各种管理理论作为自己的反思对象,从中概括和提升出管理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由此承担特定的学术使命与社会功能。

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

通过用人与物的相互作用来界定实践,科学哲学中的"实践转向"对主流科学哲学提出了挑战与超越。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构成了科学实践哲学的出发点,但其符号学的特征抹杀了科学的"合理性",后继"实践转向"研究由此展开了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审,展现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实在论:(1)关注点从命题表象转向实践干预;(2)融贯论不仅是命题之间,而且还是实践中的人类与物质之间的"融贯",由此生成出新的科学事实及其理论;(3)在这种"融贯"中,主体与客体出现了共同建构、共同存在与共同演化的不可逆的耦合关系。

论老子的时间哲学

老子时间哲学是基于“天下有始”的宇宙论假设,由此引出标识时间原点的“古始”概念。以“古始”为理论基石的老子时间哲学兼具历史、伦理双重意义,并以“道法自然”的命题,确立了“自然”作为历史法则和伦理法则之共同本体的地位。在“道法自然”命题中,“自然”兼指始然之道体与自足之道性;该命题本意谓“道”永守其古始就有的德性。“常道”之“常”是标识永时的概念。“始”“母”与“无”“有”是标识时间形式与存在形态互相统一的两对概念,突出地反映了老子的相对时间观。作为宇宙论概念,“先”“后”除了表示宇宙演化中时间前后的次序关系,还表示由前者推导出后者的演绎逻辑关系;“母”“子”除了也表示这种逻辑关系以外,更表示“道”演化出天地万物的宇宙史关系。这两种意义的叠合,使“先”“后”与“母”“子”实际成为标识宇宙历史逻辑的概念。以“古始”概念为理论基石的老子时间哲学,是以自然本体论和相对时间观作为其核心要素的。其自然本体论要求人们返始复初,以虚静之心体,守自然之常道;其相对时间观要求人们挫锐解纷,以柔弱之心志,应古今之时变。

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基于科学实践哲学的解读

蔡仲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坚持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纠缠于知识和世界或表象之间的关系,陷入某种"认识论"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之后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转向科学实践的实际过程,转向实验室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带来了新的科学图景乃至划界标准,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任务。邢冬梅认为,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强调科学的实际操作过程,而不是科学的表征性语言。对科学操作过程的把握,就是对科学实践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各种非人类的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实际行为的描述,亦即对科学活动在具体的现时秩序中的情境的描述。知识应该被理解为对世界正在进行的参与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完成的任务。戴建平认为,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强调了科学理论、行动者和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以及对世界的构造,突出了科学实践的物质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的文化研究"方案,试图综合近20年来科学论领域内所有研究科学实践的不同进路。劳斯所强调的科学哲学的批判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空间生产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必须遵循一定的要求和原则。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在审视当代人类实践状况和生活状况时,空间问题与空间生产范式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在当代理论思维中的根本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空间生产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对现时代进行深入、通彻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钥匙,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一种根本路径。由此所形成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

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

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涉及古今中外四个变量,因而至少构成三组对话关系:全球文明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创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以史为鉴,将其建立在深刻总结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整体性继承原则,批判性创新原则,历史性梳理原则,思想性引领原则。其中,整体性继承原则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整体继承中国哲学的总命题、总问题、总追求;第二,整体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总解答哲学风格、特色、精神风骨,并继续推向前进;第三,整体继承一切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家各派真正有价值的、有当代文化和实践意义的思想、原则、命题、话语,形成"接着讲"的当代话语形态。

始于阳明心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历史演变——兼论中西哲学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古代哲学,无论中、西,自然哲学与文化哲学都还处在原始综合状态,至16、17世纪,中、西哲学才各自形成其偏向明显、取向明确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逐渐形成自然哲学和文化哲学两个明显不同的研究传统,中国则从16世纪初开始向文化哲学转型。中国文化哲学起步于阳明心学,其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道德实践作为把握人性("良知")的方法,这种直觉型文化哲学后来过渡到由黄宗羲开创的通过史学来把握人性("本心")的史学型文化哲学和顾炎武开创的通过经学来把握人性("性与天道")的经学型文化哲学,而清代朴学和晚清今文经学则分别提供了解读经史的不同诠释方法——前者属于信息还原法,后者属于信息重构法。现代"中""西""马"均属于诠释性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哲学来把握人性的哲学型文化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自休谟、康德至文德尔班、狄尔泰一脉的哲学固然属于文化哲学,就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标准科学哲学"亦具有文化哲学属性。中西哲学有同归于文化哲学的发展趋势。

《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立足时代问题,用马克思本人的方法重读马克思,用《资本论》本身的方法呈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对推动马克思哲学与《资本论》走进当代、走进城市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紧扣时代主题,努力解答时代重大问题,是马克思哲学及《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特质。城市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哲学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领域。《资本论》对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处理概念与对象关系、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概念与概念群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确认合理的历史观具有方法论意义;《资本论》对精英主体与世俗主体关系的处理,对城市哲学形成合理的主体性原则、价值立场具有重要意义;《资本论》处理不同理论、思想之间关系的策略,对城市哲学处理城市批评史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探索面向生活和未来的城市智慧具有重要启发。

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困境与问题自觉

当前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存在三个基本的困境或问题:第一个是理论创新的价值取向与哲学特质、本性之间的悖谬;第二个是理论创新的目标要求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之间的分裂;第三个是马克思哲学推进的世界历史基础与中国社会现实基地之间的差异。这种困境可以归结于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狭隘政治实用主义,实质反映的是普遍与特殊、长远目标与近期任务之间的关系。只有保持深度的问题自觉,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走出和摆脱这种迷茫和困境状态。

构建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文化哲学的首倡者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概念的解读

文德尔班所倡导的"文化哲学"的使命在于揭示"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并把这种永恒的、本身有效的文化价值当作文化规范来对它们的有效性做出说明,以便为人的文化价值创造活动提供明确的"理性之法"(普遍有效的文化价值标准)。

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哲学创新论域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主题与理论的中心指向,是马克思哲学走向现实的根本落脚点。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发展是资本发展的基本逻辑,空间生产本身在当代日益成为资本生产的主导的历史形态。对这种现象的深入剖析和反思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理论当代创新的一个基本论域。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极大地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性,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当代出场的一个基础路径。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应当合理地看待两种创新思路,避免狭隘政治实用主义。